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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的辉煌与文学艺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且中华文学艺术还在其与中华文化同辉煌中以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为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美学精神。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文学艺术工作者更需要增强和坚定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中做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富有中华风骨、气度与神采的优秀作品将中华文化推向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峰，推向世界文化舞台的中心。 当代中国正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实现这一伟大梦想需要文化的繁荣兴盛，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而继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离不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自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之后，十九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从新时代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作出了规划部署。在近年来的一系列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一再强调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要求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的高度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具有新思想新境界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文化自觉和自信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的重大历史责任与使命。 增强文化自觉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在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精神文明的建设在不少情况下却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和干扰，致使整个社会在精神文化方面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消极现象和负面状况，不断引发国人的心灵阵痛。时代的精神病痛需要健康的、先进的文化来疗救，于是重视文化建设在整个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精神文明的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便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认识，文化自觉论由是而生。以繁荣的文化建设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当是文化自觉的基本含义，也是文化自觉论提出的现实指向与诉求所在。正是在这一时代诉求中，传统文化隆重登场并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而在思想理论的认识上便发生了文化自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焦问题。 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审视传统文化，首先需要对文化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具有自觉的认识和把握。这是从思想认识上解决为什么必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前提。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E.希尔斯在其《论传统》一书中认为，传统的事物有其持久性，后人通常是生活“在过去的掌心里”。著名诗人和批评家艾略特在其《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也认为“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这皆非妄论。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类的历史创造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展开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也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外文化的发展无不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这一历史和文化发展规律。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发展，正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古典文化和学术的“复兴”基础之上的。在我国，文学的发展也经常以“复古”的形式出现，而且早在南北朝时期，刘勰便以“参五因革，通变之数也”来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心雕龙·通变》）。基于文化发展历史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不仅从一般理论关系上提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要求“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还一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十分可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因此“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并要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观点和论述正是对于文化自觉的要求和阐释，也是对数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通变之数”的深刻领会与概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