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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借鉴古代汉语中的诗性传统，并不意味着在现代汉语中直接引入文言，用文白混杂的方式得到文言中的诗性。就学习、借鉴传统白话来说，也不意味着当代作家就完全用旧白话写作。这里的学习、借鉴都应该是学习其言说方式和表意策略；应当穿透文言与旧白话的文体界限，将诗性灌注到现代汉语的写作中。 一 100多年前的中国曾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语言变革，在从清末到民初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汉语书面语就完成了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同时汉语受到西语的影响也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语言的这场变革在世界史上都堪称一个壮举。如果说，当时有些国家是在被殖民化的背景下，被迫实现语言的置换，被迫接受殖民者的语言，那么当时的中国的语言变革则基本是在中国知识分子主导下，为了救亡图存自主实现的一场变革。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四万万人口的国家，在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语言变革，这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一个奇迹。 关于清末民初汉语经历的那场变革，以往很多人都认为，其原因就是汉语的落后，认为传统汉语在各方面都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而出现了一场壮士断腕式的变革。但是，这个认识也有不全面之处。事实上，在今天看来，传统汉语应当是兼有长处短处，是一种优劣并存的情况。其长处在于，作为汉语主流书面语的文言是一种诗性语言，文言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在文学的怀抱中成长，其最初的职能就是诗性交流。同时它在最初成文之时，就不断地接受修饰、锤炼，被打造成一种具有诗性的语言。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将一切著之竹帛的文字都视为“文学”的原因。其后数千年，文言一直主要作为文学语言，被历代文人反复锤炼，被刻意培育出一种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的表意效果，也即被打造成一种典型的诗性语言。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在比较中西语言差异时就说过：“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当然，语言是一种公共符号系统，要服务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它的某个特点对一个领域是优点，对另一个领域或许就是缺点。如果说文言的含蓄、蕴藉让它能够成为一种天然的诗歌语言，但是对于需要简单、易学、逻辑严密的语言实用领域来说，这个特点正好就变成了十分严重的缺点。 因而，清末民初，汉语变革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文言是一种过分诗化的语言，一方面，它脱离口语，有言文分离之弊，难以学习与使用；另外，文言的过分诗化，使它缺少严密性与逻辑性，难以适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用。清末民初，中国开始了一个面向现代的整体转型，社会各个领域都急需一种易于学习、使用，能够精密记录、表达现代人思想的语言，汉语书面语再也不能像古代那样仅仅成为少数文人、学士的专有之物。它必须能够满足社会各个领域的需要，特别是能够满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用。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认为废文言兴白话最大的好处就是：“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 清末民初中国的语言变革其原因并不能笼统地说成是传统语言的低劣，它其实更多的是中国语言为了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在汉语内部所做的一个调整。变革的结果，是有利于日常实用，但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文学、特别是诗歌对语言的特殊要求。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现代化，这个时期的语言变革除了变文言为白话，为文字普及提供了方便，同时汉语还学习、借鉴翻译语体，提高了表意的复杂与严密，变成了一种精密复杂、逻辑严谨的语言。 五四时期，不管胡适把这个运动设想成什么样，这个运动自身的逻辑都是清楚的：它要让汉语书面语服务于日常实用，服务于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即便一定程度上牺牲文学的要求也在所不惜。 在五四时期，中国语言变革整体上是提升它的实用功能，一定程度上压抑它的诗性功能，同时这个时期的作家在语言上也并未做好准备，因而不只是诗歌，就连一向使用白话的小说在仓促实现从传统白话向现代白话的转型后，也出现了明显的阵痛，除鲁迅、郁达夫、冰心等作家外，现代小说中语言干瘪、直白的情况比较常见。夏济安就说过：“‘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充满了陈腔滥调，是很不好的小说语言。”余光中也认为：那个时期“白话文体大半未脱早期的生涩和稚拙，其尤显浅白直露者，只是一种滥用虚字的‘儿化语’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