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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剪灯新话》——元明易代的伤痕记忆 元末明初小说，白话以《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为代表，文言以《剪灯新话》为代表。此书一般以为瞿佑作，或以为瞿佑窃杨维桢旧稿增补而来(14)。此书凡二十四篇，末附《秋香亭记》一种。所述故事，“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或粉饰闺情，或暗贬时政，不过书写乱世之中寻常儿女的悲欢离合与文人士子的漂泊不遇。其特点大概有二：一是，《剪灯新话》虽云传奇体，却也有与话本相通之处，一些爱情篇章往往以下层儿女、譬如说商人子女为主角，而透露出几分清新的气息，大抵士大夫抑郁不得志，遂托志于情，并于这一“情”字中别辟出一线活泼泼的生机来，如《联芳楼记》；二是，往往将小儿女的悲欢离合与乱世流离结合起来，甚至笔墨所重，实在于乱世离合。如《翠翠传》与《秋香亭记》。而《华亭逢故人记》，更是直接书写乱世流离中的士子情怀，“一片春光谁是主，野花开满蒺藜沙”。其中，全、贾二子起兵援张士诚，兵败而死，后游魂逢故人于郊外，坐论易代史事，实已堕入“贫贱长思富贵”与“富贵复履危机”的两难抉择，从而挑开了明初士人心态矛盾的隐微所在。可以说，《新话》虽文笔稍涉俗趣，前人所谓“倚红偎翠”“属情妖丽”(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一二，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但其间徘徊顾影，侧艳凄凉，却有一种浓郁的黍离之感挥之不去，从而隐约透露出元明之季士大夫彷徨于仕(台阁)与隐(山林)之间的两难困境，以及难遂其志，遂不得已漂泊于乱世的性命体验。 瞿佑，字宗吉，钱塘人。洪武中，以荐历仁和、临安、宜阳训导，升周府右长史。永乐间，下诏狱，谪戍保安十年，洪熙间释归。年八十七卒(15)。瞿氏，少时得杨维桢、凌云翰辈推赏，即以诗名。与维桢相似，瞿氏亦曾汲汲于则音作律，以复雅道，然而，论其咏作，却往往习染散乐之风，而渐近曲体，大抵以情胜而非以理胜。即使是作为传奇体的小说《剪灯新话》亦是如此。此书大抵是瞿氏作训导之时，游戏翰墨所得，“闻见既多，积累既富。恐其久而记忆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发、可以惩创者，汇次成编，藏之箧笥，以自怡悦”，此后因索观者众，遂渐次流播。今存版本为日本天理阁藏庆安本，刻于宣德八年，书前有洪武七年瞿佑自序，并同时吴植、桂衡、凌云翰诸序，以凌序最晚，作于洪武三十年。可以说，正是这些序言，透露出明初传奇体小说的复炽及其间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在这些序言中，首先列举经史中语怪述情的内容，并以韩愈、柳宗元亦曾游戏笔墨为例，积极为《新话》的编撰与流播作辩护，论其实质，正是在肯定“稗官乃经史之补”的前提下，于文学谱系中，重新为“小说”这一文体谋求一席之地。并由此衍生出创作小说的两种心理动机，一是可以惩创，所谓“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凌序)；一是可以感发，所谓“哀穷悼屈”(自序)，“读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悲而掩卷堕泪者”(凌序)，尤以后者为重。其中，桂衡曾撰小说《柔柔传》(佚)，当时亦颇负盛名，或者同为小说作者，对瞿佑撰写《新话》的心理尤为体贴。其序及所附《剪灯新话歌》几乎全从“感发”二字着眼： 山阳才人畴与侣，开口为今阖为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将桂子熏言语。感离抚遇心怦怦，道是无凭还有凭。沉沉帐里昼吹笛，煦煦窗前宵剪灯。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玉箫倚月吹凤凰，金栅和烟锁鹦鹉。造化有迹尸者谁，一念才萌方寸移。善善恶恶苟无失，怪怪奇奇将有之。丈夫未达虎为狗，濯足沧浪泥数斗。气寒骨耸铮有声，脱帻目光如电走。道人青蛇天动摇，不斩寻常花月妖。茫茫尘海沤万点，落落云松酒半瓢。世间万事幻泡尔，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巫山谁道深，云母屏风薄如纸。莺莺宅前芳草凄，燕燕楼中明月低。从来松柏有孤操，不独鸳鸯能并栖。久在钱塘江上住，厌见潮来又潮去。燕子衔春几度回，断梦残红落何处。还君此编长啸歌，便当酌以金叵罗。醉来高枕睡一觉，高车驷马游南柯。 大丈夫满腔豪情，然而拔剑四顾，却一片苍茫，遂无端地惜春伤秋，抚今怀古，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何者为可取，何者为可讥，但觉天地如刍狗，人生如幻泡，惟一线衷情不散，上穷碧落下黄泉，却终究飘飘然无处可凭，最后遂不得不付之于醉乡梦乡。此诗极写个体欲有所为而不得，遂不得已寄情声色，其间透露出一种徘徊于宇宙间的强烈的孤寂感。凌云翰、桂衡、吴植，此三人与瞿佑俱为浙人，身份经历亦复相似，且诗文字画，也多以才情秾艳见长(16)，由此来看，《剪灯新话》所透露的，已不仅是瞿氏一人的内心感发，而代表了某一类士人(钱谦益所谓“贫士”)精神，遂具有某种典型意义；这一典型显然延续的是元末“山林”文学的遗风，所鼓荡者不过杨氏之余波而已。所谓“惩劝”，亦不过风气所染，甚至只是一种托词，非刻意于教化一事；其间，更多地却是一种感离抚遇、哀穷悼屈的感伤，大抵甫经乱世，虽明初气象渐开，繁华渐炽，却依然漂泊寄寓，怀抱难开，遂不得不假借稗官小说以自遣。这一点与上述杨维桢奖劝朱桂英的一番话，其实颇为相似。进一步而言，这一漂泊寄寓感，不仅仅属于在野贫士(如瞿、凌、桂诸人)的心声，即使是宋濂、刘基等开国重臣，仕途沉浮，志不能抒，恐怕对此亦心有戚戚焉。因此，《新话》的流播，其实亦可以说是元末明初士林精神之隐曲的一种写照。换言之，由元末至明初，一方面，乱世之中，群雄逐鹿，君臣义合，士气发抒，乃益以师道自任，据其精神而言，亦以经世之学为重，非程朱之义理可以一统矣。另一方面，天下渐平，四方一统，所谓鸟尽而弓藏，帝王诛文忌武，修饰儒学以隆君权之意也日益凸显。如此一来，明初朝野士夫欲辅天下之志的热情也必屡屡受挫，“任其职而不能正其礼，则岂非师道自我废欤!”(17)如此焦灼的伤痛，实际上也为《新话》的编撰与传播——假此以感离抚遇、哀穷悼屈——滋生了心理的温床。 一旦明了洪武时君臣之间微妙的冲突，我们会发现，尽管我们说，明初的礼乐制作不过是以官方的名义认可长期以来的士大夫的礼乐诉求，然而，试图以儒家精英或官方儒学所认可的文化意识来教化一般民众的礼乐观念，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一努力在具体实践上变得极为复杂。即就帝王一方而言，一开始朱元璋确实亦有遵循儒家的精神，以恢复三代之治，而明初特设持木铎人宣讲圣谕，也源出周朝“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似乎颇有当时诵训、训方氏等稗官的影子。当然，是否采集小说就不得而知了。其实，后世之小说是否就源于周天子令训方氏采集四方佚闻，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后人的拟构，一种精神的寄寓而已。 然而，洪武一朝，大乱初定，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种种建制俱在初创阶段。如此，在具体实践中，对小说戏曲的以雅范俗究竟到何种程度，仍然是一个疑问；而且，作为帝王而言，朱元璋优容小说戏曲，很难说仅仅出于一种以为声教的理性选择，而没有朱元璋个人的爱好或认可人情之常的成分在内，从他宠幸平话艺人张良才，后来因张氏恃宠张扬方始惕然自醒一事，亦可看出。实际上，即使开国之主自律如朱元璋者，其对小说戏曲的嗜好，亦仍然需要一个修省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自我检约，更包括他人(主要是儒臣)的监督。如此种种，同样为《新话》及后来传奇的发展预留了一道现实的缝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