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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我为什么非要写这类小说？坦率地说，决非我鲁莽。我是深思熟虑过的，我有清晰的“战略思路”。首先，我想写一种新小说，以前没人写过的。中国文学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外国文学的狂轰滥炸下，表现形式（怎么写）已经十分多样化，各种主义和流派都流进来，遍地开花。但在题材和内容上（写什么）依旧是老一套：农村、市井、个人、家族，几乎一直仰仗的是日常生活、土地情结、历史情怀。琼瑶的言情、金庸的武侠，对不起，它们是通俗小说，咱们瞧不起。可人家有广大的读者，这是十分让我羡慕的。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可以尝试写一种新小说，用通俗小说的材料，写一种所谓的严肃小说？ 然后，我研究发现，自古及今，中国有两类小说最具读者缘：一是才子佳人，缠绵悱恻；二是英雄好汉，旱地拔葱。我打小在农村长大，17岁考入军校，学无线电，身边尽是一拨理工男；1991年，我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才子佳人，隔着我十万八千里，想来是白茫茫一片，也是黑乎乎一团，总之是摸不到边，想都不敢想。于是只剩一条路，没选择。为什么后来我写了一系列天才，跟这个有关：男欢女爱面前我是废柴一块，只有去寻英雄好汉与读者结缘（合作，乃至合谋）。我是坚信英雄之于文学的魅力的，天才是智力英雄，英雄的邻居。 那么，读者当时为什么反英雄？我认为这是以前我们塑造了大量假大空的“英雄”造的孽。或者说，读者反的不是英雄，而是假大空。所以，真实是我当时创作牢固的出发点、支点。《解密》《暗算》《风声》“三部曲”，说到底是一个主题：解密，揭秘，寻求真相。真的问题不解决，善也是伪善，美不过是面纱而已，不服人的。为了反假大空，我甚至特意选择有缺陷的英雄，阿炳有生理缺陷（瞎子，弱智），容金珍有心理缺陷（孤儿，孤僻），黄依依有生活作风问题。我让他们天赋异禀，也给他们找碴儿寻短。他们一方面是天才，英雄，一方面是天妒英才，英雄气短。我不要浪漫主义，给英雄搞造神运动，刀枪不入，油盐不进。我要真实，要现实，要英雄落在地上，长在崖上（不是悬在空中），有人性，有困苦，犯常人的错，流凡人的泪，落难，认罚，决不完美收场。 话说回来，怎么写可以设计，写什么是设计不来的。写什么，作家只能做选择题，在经历和感情范围内选择。我在农村长大，在军营生活，只能在这两地选择。当时农村已被各路作家占山为王，插遍红旗，我自知攻不下，只好在军营里动脑筋。今天最聪明的人都在商界，互联网、证券、金融，英才辈出。退回半个世纪前，最聪明的人都在军营，东西对峙、冷战、军备竞赛，把一堆精英人物都拢入铁丝网，钻研这个、破坏那个，风声鹤唳、暗战迭起。密码是暗战的深巷里弄，于无声处藏惊雷。要感谢生活、军营、冷战、密码……简而言之，我就这样一步步接近《解密》。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我想得美，却想不到尝试一种新小说有可能付出的代价。《解密》几乎耗费了我全部青春：11年，17次。这是要置人于死地的数字，我没有死，因为我是理工男，一根筋。 在《解密》面前，我其实也成了英雄。一点不夸张，我写《解密》的过程，已有限接近西西弗神话：血水消失在墨水里，苦痛像女人的经痛，呈鱼鳞状连接、绵延。我有理由相信，这过程也深度打造了我，我像一把刀，在时间和墨水（也是血水）几近疯狂残忍的锤打和磨砺后，变得极为惨白，坚硬、锋利是它应有的归宿。2002年，《解密》出版后逐渐发酵，成为一部改变读者（观众）趣味的“现象级”作品。今天,我们打开电视机就是谍战剧、电波声，我可以不谦虚地说，其源头在这儿：“解密”三部曲，它们一部一个命——《解密》是杀红了眼的先锋队，《暗算》是幸运的插旗手，《风声》是锦上添花。 这一切当然离不开读者的合作。世界日日新，在历经十多年的“反英雄”后，读者开始想念英雄了，同时那根敏感的“红线”也变得不大灵敏了，降压了。这正应了一句老话：风水轮流转。我以坚持终于等到了读者的合作，等到了时代的“文明成熟”。所以，文学创新，从来不是作家独自作战，而是和读者与时代共舞。文学的创新路，是寻自己的路，也是寻读者的路。创新也不单是大路朝天，一路向前，有时走回头路也是创新。 毋庸置疑，作家首先是个读者——难道有不吃草的牛吗？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准备，写作是写作最好的老师。作为读者，我也是自己作品的读者——像照镜子吗？修改、编校性的阅读不是普通的阅读，不配为合格的读者。10年乃至20年后，我重读《解密》，一种陌生的感觉扑面而来，触手可及：既是冰凉的，又是炽热的；既犹豫，又大胆，仿佛行走在暗黑的老宅里。我感激这种相逢，因为时间，我成了自己的陌路人。我摸摸索索地往前走，随时准备止步，却兴致勃勃一路走到底，像被黑暗吸引着，要去寻光明。我把这看作是我的骄傲，经得起一个普通读者的挑剔。如今，《解密》的读者已经会讲30多种语言，零散在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让我沾沾自喜，也惴惴不安：因为，它在寻求更多读者的合作，那些遥遥的生人陌客，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误解它，歧视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