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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新，从来不是作家独自作战，而是和读者与时代共舞。文学的创新路，是寻自己的路，也是寻读者的路。创新也不单是大路朝天，一路向前，有时走回头路也是创新。 弗兰茨·卡夫卡生前默默无名，不是因为他死得早，而是读者觉醒得迟：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阿尔蒂尔·兰波，14岁写诗，16岁写出《奥菲莉亚》，名扬天下，因为他“杀死上帝”的号角吹得恰逢其时，发令枪一样的，一呼百应。艾略特说，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代（文明成熟的读者）。博尔赫斯说，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读者的某种合作乃至于合谋。我想，这都是在讲一个道理：读者是大地，作家或者作品是根植于大地的作物；什么地长什么作物，盐碱地是什么也长不出的。 这一点，我写《解密》时深有体会，是火烤三遍，油煎五回，又焖在高压锅里煮个烂，这种残酷的体会。《解密》、《暗算》《风声》是“三部曲”，虽然年代、人物、故事各不相干，但构思是整体的，指向是一致的，血性是相通的：一个秘密部门701的前世后生，一群天赋异禀的人在暗黑的“地下”以命相搏，前仆后继。他们是“同一个”，又是“另一个”。他们迷人的才华可以炼成金，传奇的经历充满梦的纷繁无序，要把我撑破，又把我照亮。然而，《解密》作为开路先锋，我在开发它时读者并不乐意接受。换言之，这是一块荒地、生地，种下去的作物容易死掉。 过去那么多年，我仍清楚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开始为即将离校奔走忙碌，我却像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个“大东西”。也许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举动，暗示我将为它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准确说，是11年。20万字，11年，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在接受一次次退稿，共计17次，很夸张吧。 可以这么说，编辑作为读者的代表，并不打算和我合作去挑战一种新小说：这小说题材有点敏感（特别单位、秘密部门），主人公是个无名英雄（天才破译家）。题材敏感，搞不好要闯祸，英雄嘛，嘿，现在谁要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的某些人中间曾经流行“反崇高、反英雄、反本土”，似乎月亮是西方的圆，人民币才是英雄，欲望乃是天道。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写黑暗，写丑恶，写身体，写鸡零狗碎，鸡鸣狗盗，追赶“欲望号街车”的东西，出现了“打倒英雄，消解崇高，消费欲望”的倾向。我背道而驰，哪壶不开提哪壶，岂不自撞南墙？唐人喜诗，宋人好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读者、读物。 读物与其说是作家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读者要出来的。读者不要的东西，作家写了也只能锁在抽屉里。《解密》一锁就是11年，吃尽白眼，历尽沧桑。这是我不识相，一意孤行，跟时代唱反调，挑战“红线”。这“红线”既涉及保密审查，也关乎读者审美（审丑）的趣味，前后夹攻，死路一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