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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批评家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

http://www.newdu.com 2018-09-04 西安商报 黄一辉周明全 参加讨论

    黄一辉:你这几年不仅组织出版了国内第一套“‘80后’批评家文丛”,与金理共同选编《“80后”批评家年选》,还一直在做“80后”批评家的综论、访谈,在批评圈产生不小的影响。作为国内第一位系统地研究“80后”批评家的批评家,你如何看待“80后”批评家这个群体?
    周明全:关于“80后”批评家的话题,已经越来越成为显学,这从侧面说明这一群体的整体实力和受文坛的关注程度是很高的。首先,最初活跃在文坛的“80后”作家,很多都是“问题少年”,而“80后”批评家不同,他们几乎清一色的毕业于名校,且导师都是国内一流的批评家、学者,在名师的指点下,这批“80后”批评家们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接受良好的学术训练,并且拓宽研究视野;其次,这些批评家绝大多数都身处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山东等文化中心地带,学习交流的机会较多,有利于自身的成长;再次,“80后”批评家这一代比上代批评家较为突出的是从出道以来,一直在和同辈作家共同成长,形成了相互成长的良好氛围;四是,“80后”批评家是以整体亮相文坛的,能获得前辈更多的关注和提携,这在他们成长初期是极为有利的。
    黄一辉:这次委托你组织的“‘80后’批评家专号”,你挑出杨庆祥、金理、项静、李德南、傅逸尘等17人,他们是整个“80后”批评家的全貌了吗?
    周明全:感谢您对“80后”批评家这个群体的支持。组织出版这期专号,集结17位“80后”批评家集中亮相,这将是一次有意义的事件。作为年轻一代的成长,总是需要前辈、期刊等的外力支持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过,“80后”批评家的成长,确实要比年轻作家的成长慢一点,难一些,某种程度上讲,需要外力从旁协助,形成话语场地,在场地中尽快成长。无论是您主持的《东方文艺》,还是《文学报》《创作与评论》《名作欣赏》等刊物,近年来对“80后”批评家的成长都倾注了关注的热情。我们现在来谈论“80后”批评家的成长时,从内部谈论的多些,忽视外部的支持和影响,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外部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次这17位批评家,是目前较为活跃的“80后”批评家,但并非是整个“80后”批评家群体的全貌,因为版面限制和他们个人有事无法撰稿,还有丛治辰、李壮、岳雯、唐诗人、金赫楠、康凌等几位优秀的批评家未能参与,甚是遗憾。
    黄一辉:你能否预测一下“80后”批评家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发展过程中,他们会遭遇怎样的障碍?在这些障碍面前,应如何破解?
    周明全:虽然在文化上,我并非一个进化论者,但从进化论的角度看,“80后”批评家必将成为未来批评界的中坚力量。
    从多年前的焦虑到现如今的群体性崛起,“80后”批评家整齐划一地立在了文坛,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作为整体出场的“80后”批评家群体,除了自身的努力外,外力的推波助澜也不容忽视。这情形让一部分前辈批评家甚是恼火。我想,在老前辈把持了将近二十年的批评界,“80后”批评家们不仅要倾注心力做批评,还要进行以话语权为主的权利谋求。在曾经利益如此固化的批评界,“80后”批评家和前辈批评家对话的可能性已然丧失,社会给“80后”批评家留下的空间很少,“80后”批评家面对的是一个空间问题,不抱团取暖并采取相互呼应式的发声方式,“80后”批评家几乎绝没出路。
    “80后”批评家的抱团取暖,不仅是孤单艰难的批评旅程上“心有戚戚焉”的日常交流,也是在险象丛生、迷雾环绕的政治文化、历史知识丛林里图谋一席之地的联合。非此,单凭一己之力,很难在板结化的批评界生根发芽。
    作为成长在改革开放中的一代,“80后”批评家最大的优势是更加注重文学本身。“80后”因成长在政治相对宽松的环境之下,这使得他们的精神构成更具自由、更多元。虽然当下,各种有权势的协会、期刊、学院的文学讨论会,在经典的生成上、在评奖上,依然起着重要作用。政治与文化处境相对于“文革”中成长起来那几代批评家相对宽松,但钳制依旧若有若无地存在,只是拉扯镣铐的铁链多长出几扣而已。但整体上,“80后”批评家身上背负的政治阴影还是鲜见的稀少,最起码没有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对政治的那种过度敏感。他们更多的是出于较为率真的心灵追求而面对文学。这让他们在面对文学时,能更多地从文学审美的本体出发。“80后”批评家确实有他们的锐气所在,他们是很有个性的一代人,有自己立场,自己的看法,自己对文学的想法。
    其次,“80后”批评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理论训练充分,外语又好,能直接阅读西方原著,能与海外能无障碍交流,这使得他们视野较为开阔。同时,值得注意的是,“80后”批评家中,除了从事文学批评,不少人还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如杨庆祥、李壮是诗人,李德南、项静还一直坚持小说创作,傅逸尘在报告文学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些年轻的批评家穿梭在不同的文体间,使得他们的批评无论是文体意识还是语言、视野,都很鲜活。
    当然,作为批评家,“80后”还属成长期,我们亦不能过分抬高而忽视他们自身存在的问题。首先,对政治缺乏热情,是优势,同时也是劣势。对政治漠不关心,会导致社会责任感降低。与政治拉开距离是好事,但不了解政治也不行。“80”后批评家对历史的无记忆感或许缺少声音,似乎也会影响到对政治和公共领域的探查。
    从社会大环境来说,“80后”一代也是没能够有机会参与社会分配的一代,人生压力很大,社会角色没有固定,还不知道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没有踏实的经济权,就没有有分量的话语权。过分沉重的生活压力,容易让“80后”批评家被权力、被资源引诱,丧失原本单纯和公正的内心评判标准,进而影响批评的品质。
    陈思和先生在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所作的序言中,殷切地希望,“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这是长者的淳淳教诲,也是“80后”批评家必须牢记在心的座右铭。此外,“80后”批评家对文坛的介入似乎还需要更多的勇气,希望他们能写出更多的来自底层,来自文学深处的文学批评。再多几个贴近土地、贴近生命、贴近命运本身的批评家涌现。
    总之,“80后”批评家只有不做温顺的羔羊,来一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绝境突围,方能给当代的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新的变数。无论如何,“80后”批评家确如我们眼见的,已经在全国各地,在各自的空间里,野蛮地生长了起来,成熟在即。
    还是那句老生常谈之言,只要这批批评家能真正潜心于文学批评事业,不为名利,不为利诱,并且对当下的社会有深刻的认识,那么,这批批评家将真正为中国的文学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黄一辉:你如何看待文学批评在今天的位置,文学批评应承担着怎么的使命?
    周明全:近十年来,当代文学一度被指责为僵死沉闷,我个人的理解,首先是我们的写作者出了问题,在作品里看不到作家鲜活的生活,以及这些鲜活生命个体作为作品的内在支撑,作家躲在文本背后,高高在上,自我圣化。读者所看到的只是他们干瘪的文字,无法触碰的作家的灵魂。批评家也是如此,批评家徘徊在各种主义理论间,没有主动发现有独立人格或者有独立精神指向的作家或作品,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发表,读起来毫无生气和鲜活感,作为读者,我们看不到批评家自己的选择,看不到批评家自己的精神气象,甚至看不到批评家个人一丁点的喜好和哀乐。好的批评应该是去发现,别人都看不到,你看到了,这就是对批评的贡献,而不是沉迷在话语的自我繁衍中。我想,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应该勇敢地站在自己的作品面前,显示出个人明确的作品风格、风骨或气象,用自己的生命、生活证明自己或自己的文学,是自己个人的事情,证明自己的作品和自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文学中,个人的真实的存在感是文学生态最重要的源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构建出鲜活的文学生态,才能让真正负责任的文学承担使命或滋养人心。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批评应该首先站出来,倡导一种鲜活的文学批评。我一直不赞同谈所谓的责任和使命,但若一定要说使命的话,那这就是文学批评的使命。目前,在我们这代人中,杨庆祥是很鲜活的,他的《“80后”,怎么办?》已经跳出了批评的束缚,向更宏大的社会迈进了。
    黄一辉:《东方文艺》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周明全:“80后”文艺批评家领军人物 著名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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