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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军评《三个月亮》:由审美到介入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芒种》杂志 邹军 参加讨论


    第一次编马金莲小说的情形,我始终记得。小说叫《念书》,里面那个只有洋芋可吃的女孩儿,她曲折的求学经历,幽微的少女心理,连同在那片皎洁的月光下显得格外清晰的细部描写,以及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夜色一般温柔而忧伤的气息,都深深地打动了我。那之后,我又编辑了《老井》《淡妆》《绣鸳鸯》,在这些作品中,马金莲一直乐此不疲地在字里行间弹奏着她的乡村夜曲,给西海固那块贫瘠的土地、那里艰涩的生活、那些朴拙的人们,都披挂上了诗意的光晕。在这明媚而纯洁的光晕中,她怀揣着尊敬和怜惜去拥抱辛酸而无奈的生活,并使小说之外的我们,也能感受到它的柔美光泽,哪怕此时我们正被抛入暗淡的黑洞。然而,这种写与读所营造的情绪,到中篇小说《三个月亮》发生了变化——乡村的诗意缓缓褪去,作者的忧愁渐渐升腾,马金莲对乡村的审美叙述,逐渐演变成通过文学去承担对现实生存的人道责任。具体到写作中,她不再满足于自己的小说,仅仅通达的是对故土和乡亲的怀念、敬重、疼惜,而是暂时拨开笼罩在他们身上的诗性迷雾,进入他们的赤裸现实。或许,经由这样的叙事,可以承担甚至改写一些什么?
    《三个月亮》的开篇第一句,马金莲就斩钉截铁地用人物称呼的转变,宣告了她的叙事转型。“明明和亮亮到来那天,艾力夫正在发高烧”,以往小说中的“碎巴巴”“外奶奶”“太爷爷”等,都退回到了梦境一般的过去,现代的“明明”“亮亮”“妖妖”强势登场,裹挟着病中的古典的“艾力夫”,一起划破抒情的幕布,冲进不容躲藏、无法回避的坚硬现实。
    小说以小男孩儿“艾力夫”为叙事视角,将聚光灯投射在三个孩子和两位老人的特殊生活组合中,以孩子的眼睛观看周遭,体察情绪;再以孩子的口吻讲述故事,表达心境,进而在不动声色间将古典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矛盾,以及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改变塑造并呈现了出来。明明、亮亮、艾力夫是留守儿童,与同样空守在农村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然而,不同的是,普通的留守儿童虽然要承受思念父母的煎熬,但他们心中始终有盼望和信念,因为他们确信不久的某天,爸妈会从遥远而繁华的城市,带着新衣服和新玩具回乡与他们团聚。也正是这信念让思念的煎熬得以缓解,而不那么苦涩。但《三个月亮》中的明明、亮亮、艾力夫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们不只是留守在农村的儿童,还是被母亲抛弃的弃儿,所以,对他们而言,除了漫长的思念和等待,还有被弃的恐惧和屈辱。外出打工的父亲,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安顿,更无暇照顾他们;爷爷奶奶虽然对他们疼爱有加,但苦于现实也无能无力;三个孩子虽然同病相怜,却矛盾重重,间或还谩骂打斗。而大多数情况下,明明、亮亮和艾力夫都处在无人护佑的状态,像他们头上的虱子一样,自生自长。
    小说难能可贵和独特之处在于,马金莲以一种纯真的稚嫩的孩童式的叙述,以小人物的小生活、小情绪,映射了当下中国农村与城市的诸多分裂,同时,又回首反观大历史对小人物的冲击,甚至湮没。在这样的互动中,小说既揭示了社会矛盾,又观照了人的生存。
    在艾力夫的回忆中,他的妈妈妖妖热情、浪漫、善良,虽然母子只朝夕相处了四年,但这四年足以让艾力夫确定她对他的爱,也正是这份爱让他相信离家出走的妖妖,最终会回到他的身边。直到有一天,他得知妖妖要改嫁,要永远离开这个穷酸的农家,才猛然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被彻底抛弃的孩子;而堂兄明明和堂妹亮亮最初来到爷爷奶奶家时,因为是有妈的孩子,曾让艾力夫嫉妒不已。但很快,艾力夫就“痛快”地目睹了他们的妈妈也扔下几件新衣几包零食,离他们而去,使他们迎来了同样的命运。小说最后,艾力夫的妈妈要改嫁,父亲也要再娶一个寡妇进门;而明明和亮亮的爸爸也说,他们的妈妈找不回来了。于是,三个学前儿童就偷了爷爷的零钱,决定分别前往河南和新疆寻找妈妈。站在路口拦车的孩子,命运将何去何从,实在让人为之难安……
    在马金莲以往的小说中,我们也随处可见她所描绘的那片乡土被贫苦和艰辛所啃咬,但日子再苦,都有一些悠然静好于其中,因此,读起来虽然时不时地碰触到让人心酸的苦涩,却总还有审美的诗意萦绕其间,就像聆听肖邦的夜曲,虽然忧伤却不乏优美。比如,在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中,马金莲通过农家对浆水和酸菜的依赖,虽然道出了中国西部农村生活的贫困,但小说的核心意欲抵达的却是生活艰辛的背后:勤劳朴拙的农民,寒苦却不乏尊严的乡野生活。或者,与其说马金莲想要通过物质的艰涩表达对他们的同情,不如说她要用爱和敬重为他们编织荣耀与诗意的花冠,使他们即使生活在无望之中,也拥有天赋的尊严。并且,难能可贵的是,那美丽的花冠所闪耀的光晕,并没有遮掩掉生活原本的黑白底色,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品尝到无奈的情愫、悲苦的味道,或者,正是这光晕的映衬,心酸的隐痛才那么无孔不入。而在《三个月亮》中,马金莲却采用了另一种写作策略,她绝然地撕开了曾经的朦胧诗意,暴露给我们一个赤裸的不安的乡村,让我们直面它的困惑、挣扎,甚至惨烈。在这里,从前男耕女织式的古典生活被现代文明所取代,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宁静,也被城乡发展失衡的历史大势所席卷,徒留焦灼的生活、孤独的老人、失意的孩童。在这里,金钱侵蚀了尊严,疲惫驱赶着诗意,现代焦虑症正在撕咬着曾经安静祥和的乡土。年轻人放弃土地,奔赴城市,不惜成为那里的边缘人;媳妇儿们不再安于贫乏忠于伦理,也急躁地一头扎进金钱至上的社会逻辑之中;老人们也不能幸免,从前的靠天靠地靠自然已无法维系生存,甚至连他们也不得不起早贪黑,为生计奔劳。
    这是现代乡村无法回避的现实。昔日审美的乡村更像童年往事里的桃花源,马金莲用爱观照他们,为他们涂抹上柔美的色彩;如今,现实的逼仄已不容许她继续沉浸于缅怀和想象之中,她必须挺身而出,如同《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诚实的小孩儿,指出事实的真相。然而,这无情的揭示,这沉重的忧愁,又何尝不是爱的另一种方式呢?也正是基于这份爱之上的责任,马金莲无奈放弃了对乡村的抒情叙事,而决意通过笔墨进入历史。就个人的写作史来看,《三个月亮》可谓她的乡土写作系列的转型,即由此前对乡野生活的审美观照到如今对农村现实的自觉介入。当然,从广义来说,任何一种写作都是自现实而来归现实而去,都是对现实的审视,只是表达方式和表现程度的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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