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编马金莲小说的情形，我始终记得。小说叫《念书》，里面那个只有洋芋可吃的女孩儿，她曲折的求学经历，幽微的少女心理，连同在那片皎洁的月光下显得格外清晰的细部描写，以及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夜色一般温柔而忧伤的气息，都深深地打动了我。那之后，我又编辑了《老井》《淡妆》《绣鸳鸯》，在这些作品中，马金莲一直乐此不疲地在字里行间弹奏着她的乡村夜曲，给西海固那块贫瘠的土地、那里艰涩的生活、那些朴拙的人们，都披挂上了诗意的光晕。在这明媚而纯洁的光晕中，她怀揣着尊敬和怜惜去拥抱辛酸而无奈的生活，并使小说之外的我们，也能感受到它的柔美光泽，哪怕此时我们正被抛入暗淡的黑洞。然而，这种写与读所营造的情绪，到中篇小说《三个月亮》发生了变化——乡村的诗意缓缓褪去，作者的忧愁渐渐升腾，马金莲对乡村的审美叙述，逐渐演变成通过文学去承担对现实生存的人道责任。具体到写作中，她不再满足于自己的小说，仅仅通达的是对故土和乡亲的怀念、敬重、疼惜，而是暂时拨开笼罩在他们身上的诗性迷雾，进入他们的赤裸现实。或许，经由这样的叙事，可以承担甚至改写一些什么？
    《三个月亮》的开篇第一句，马金莲就斩钉截铁地用人物称呼的转变，宣告了她的叙事转型。“明明和亮亮到来那天，艾力夫正在发高烧”，以往小说中的“碎巴巴”“外奶奶”“太爷爷”等，都退回到了梦境一般的过去，现代的“明明”“亮亮”“妖妖”强势登场，裹挟着病中的古典的“艾力夫”，一起划破抒情的幕布，冲进不容躲藏、无法回避的坚硬现实。
    小说以小男孩儿“艾力夫”为叙事视角，将聚光灯投射在三个孩子和两位老人的特殊生活组合中，以孩子的眼睛观看周遭，体察情绪；再以孩子的口吻讲述故事，表达心境，进而在不动声色间将古典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的矛盾，以及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改变塑造并呈现了出来。明明、亮亮、艾力夫是留守儿童，与同样空守在农村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然而，不同的是，普通的留守儿童虽然要承受思念父母的煎熬，但他们心中始终有盼望和信念，因为他们确信不久的某天，爸妈会从遥远而繁华的城市，带着新衣服和新玩具回乡与他们团聚。也正是这信念让思念的煎熬得以缓解，而不那么苦涩。但《三个月亮》中的明明、亮亮、艾力夫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们不只是留守在农村的儿童，还是被母亲抛弃的弃儿，所以，对他们而言，除了漫长的思念和等待，还有被弃的恐惧和屈辱。外出打工的父亲，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安顿，更无暇照顾他们；爷爷奶奶虽然对他们疼爱有加，但苦于现实也无能无力；三个孩子虽然同病相怜，却矛盾重重，间或还谩骂打斗。而大多数情况下，明明、亮亮和艾力夫都处在无人护佑的状态，像他们头上的虱子一样，自生自长。
    小说难能可贵和独特之处在于，马金莲以一种纯真的稚嫩的孩童式的叙述，以小人物的小生活、小情绪，映射了当下中国农村与城市的诸多分裂，同时，又回首反观大历史对小人物的冲击，甚至湮没。在这样的互动中，小说既揭示了社会矛盾，又观照了人的生存。
    在艾力夫的回忆中，他的妈妈妖妖热情、浪漫、善良，虽然母子只朝夕相处了四年，但这四年足以让艾力夫确定她对他的爱，也正是这份爱让他相信离家出走的妖妖，最终会回到他的身边。直到有一天，他得知妖妖要改嫁，要永远离开这个穷酸的农家，才猛然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被彻底抛弃的孩子；而堂兄明明和堂妹亮亮最初来到爷爷奶奶家时，因为是有妈的孩子，曾让艾力夫嫉妒不已。但很快，艾力夫就“痛快”地目睹了他们的妈妈也扔下几件新衣几包零食，离他们而去，使他们迎来了同样的命运。小说最后，艾力夫的妈妈要改嫁，父亲也要再娶一个寡妇进门；而明明和亮亮的爸爸也说，他们的妈妈找不回来了。于是，三个学前儿童就偷了爷爷的零钱，决定分别前往河南和新疆寻找妈妈。站在路口拦车的孩子，命运将何去何从，实在让人为之难安……
    在马金莲以往的小说中，我们也随处可见她所描绘的那片乡土被贫苦和艰辛所啃咬，但日子再苦，都有一些悠然静好于其中，因此，读起来虽然时不时地碰触到让人心酸的苦涩，却总还有审美的诗意萦绕其间，就像聆听肖邦的夜曲，虽然忧伤却不乏优美。比如，在短篇小说《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中，马金莲通过农家对浆水和酸菜的依赖，虽然道出了中国西部农村生活的贫困，但小说的核心意欲抵达的却是生活艰辛的背后：勤劳朴拙的农民，寒苦却不乏尊严的乡野生活。或者，与其说马金莲想要通过物质的艰涩表达对他们的同情，不如说她要用爱和敬重为他们编织荣耀与诗意的花冠，使他们即使生活在无望之中，也拥有天赋的尊严。并且，难能可贵的是，那美丽的花冠所闪耀的光晕，并没有遮掩掉生活原本的黑白底色，我们仍然能够从中品尝到无奈的情愫、悲苦的味道，或者，正是这光晕的映衬，心酸的隐痛才那么无孔不入。而在《三个月亮》中，马金莲却采用了另一种写作策略，她绝然地撕开了曾经的朦胧诗意，暴露给我们一个赤裸的不安的乡村，让我们直面它的困惑、挣扎，甚至惨烈。在这里，从前男耕女织式的古典生活被现代文明所取代，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宁静，也被城乡发展失衡的历史大势所席卷，徒留焦灼的生活、孤独的老人、失意的孩童。在这里，金钱侵蚀了尊严，疲惫驱赶着诗意，现代焦虑症正在撕咬着曾经安静祥和的乡土。年轻人放弃土地，奔赴城市，不惜成为那里的边缘人；媳妇儿们不再安于贫乏忠于伦理，也急躁地一头扎进金钱至上的社会逻辑之中；老人们也不能幸免，从前的靠天靠地靠自然已无法维系生存，甚至连他们也不得不起早贪黑，为生计奔劳。
    这是现代乡村无法回避的现实。昔日审美的乡村更像童年往事里的桃花源，马金莲用爱观照他们，为他们涂抹上柔美的色彩；如今，现实的逼仄已不容许她继续沉浸于缅怀和想象之中，她必须挺身而出，如同《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诚实的小孩儿，指出事实的真相。然而，这无情的揭示，这沉重的忧愁，又何尝不是爱的另一种方式呢？也正是基于这份爱之上的责任，马金莲无奈放弃了对乡村的抒情叙事，而决意通过笔墨进入历史。就个人的写作史来看，《三个月亮》可谓她的乡土写作系列的转型，即由此前对乡野生活的审美观照到如今对农村现实的自觉介入。当然，从广义来说，任何一种写作都是自现实而来归现实而去，都是对现实的审视，只是表达方式和表现程度的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