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么些年发展的底层叙事必然要谋求变化，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涕泪涟涟的悲情故事和愤懑无奈的怨恨叙事，这些叙事更多是在人物的外部遭际入手，当它们成为呆板的惯性讲述之后，反而成为桎梏底层叙事自身的陈套。《麦子熟了》试图做出一种尝试，尝试进入到那些看上去粗糙、麻木、颟顸、终日苟延残喘在生计奔波层面的人物的内心世界。
    一株麦子成熟了会怎么样？它在茎上可能会被飞过的鸟儿啄走，落在地上也许会被水泡烂或者被田鼠啃噬，当然，它也有可能落地生根，来年长出新的植株。这是麦子的自然史，天地不仁，不会专为它改变，却也在阳光雨露、土壤空气中为它孕育着生机。
    一个人在如同疾风骤雨般变革的社会中的命运又会如何？当他/她身处社会之中，当然在生理人之外已经天然地具有了历史的性质，但如果他/她没有历史的认知与行动的自觉，被动地挣扎在生存的必需与生活的召唤之间，那他/她就依然还是一个自然人。自然人所要面对的首先是习惯法，也就是道德和伦理所构成的自发性秩序。
    问题就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是否还是一个弱肉强食、人自为战的自然社会？这个社会在强力的进程中给渺小个体带来巨大肉体和精神创伤的时候，是否同样潜藏着在苦难中获得新生的可能？一个人是听凭命运的颠簸，在本能的驱动下盲目地追索，还是竭力从经验的磨折中探寻生活的自觉？
    读完许春樵的《麦子熟了》之后，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徘徊不去。看上去这是一个略显粗糙的底层故事：在异乡外贸电子厂打工的女工麦叶，内心软弱，情感细腻。她的老家在群山深处的河谷，在高二时候麦叶就因为家贫辍学，出嫁的人选也有限，也是相似家境，这个26岁的女人如今孩子都已经4岁了，在公公患了风湿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她也不得不走上“比牲口还要辛苦”的打工之路。“比牲口还要辛苦”不仅体现在肉体上的劳累，还有精神与情感上的饥渴。因为虽然生活艰辛，她的肉体依然还是年轻的，即便是正常上班外加晚上打工的极度疲倦，也无法消磨掉自然人生理和心理上自发产生的欲望。这种欲望使得“工厂女工”摆脱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统计数字和媒体报道中的符号面孔而成为有血有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春樵为“底层叙事”或者“打工题材文学”开凿了一条新的经验路径。
    底层叙事和打工题材近年来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倒不是说作品少了——可能实际的情形恰恰是反而数量增多了——而是说在文学界的关注度上降低了。从文学生态自身而言，也许是因为这个题材经过大批量、自我重复的生产，已经让批评者感到陈旧，因为涉及到这个题材的作品很少在形式上有所突破，而多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法则；从社会整体观念来考察，则是由于流动人口和“乡下人进城”的就业态势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不再具有1990年代到21世纪初年那种焦点效应、好奇心与期待；同时在意识形态的话语规划之中，淡化冲突和矛盾，强调和谐与盛世，底层与打工天然带有的阶级区隔显然不适应于主流媒体的诉求。然而，无论如何，闭上眼睛也不会让一个事物和现象消失，更何况它是一种无法忽视甚至具有社会全局影响的经济与生活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有着无数辗转挣扎的人。
    然而，经过这么些年发展的底层叙事必然要谋求变化，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涕泪涟涟的悲情故事和愤懑无奈的怨恨叙事，更多是在人物的外部遭际入手，当它们成为呆板的惯性讲述之后，反而成为桎梏底层叙事自身的陈套。《麦子熟了》试图做出一种尝试，尝试进入到那些看上去粗糙、麻木、颟顸、终日苟延残喘在生计奔波层面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这首先是一种态度上的共情，我说共情的意思并不是廉价的同情或抽象而高蹈的悲悯，而是将身段放低，将那些表面上似乎因为生计问题而无暇顾及情感与欲望的人们看作是与写作者同样有着敏感而丰富的心灵的人。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进入“他们”，与他人共同感受痛苦与欣喜、哀伤与欢乐，使之成为“我们”，进而感染更多的人。这个将他者融入自身的过程，是写作者把自己的情绪、感受、体验、思虑与所写的对象相互融合，并且推衍扩大的过程。只有这种情感上的连带关系形成了，文学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成为构建某种共同体的粘合剂，无论这种共同体是家庭、故乡、社会还是国家。
    小说中的家庭、故乡和社会在每一个层面上的共同体都是撕裂的。家庭受制于生存压力带来的隔膜，迫不得已的生离造成进一步的疏离；故乡则在经济方式已经变化了的时代丧失了活力，人口四处流散寻找活路，土地再也无法提供稳固的依托。社会的缩影则体现在电子厂“旧社会的气息”、建筑工地包工头与黑社会的横行、镇上警察的不作为，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共同体内部的分崩离析。这构成了一个隐喻，可以视作是共同体瓦解的根本性原因，因为革命年代的信仰被商业与市场掏空，人们的情感归依出现空缺，漂泊无根的麦叶、耿田们只能转向个体自我，从情欲中谋求安慰。
    他们都是“自然人”，对生活没有反思与自觉。尤其是在面对工厂与工地的压榨，黑社会的欺凌，以及冰冷的机械制度时，他们完全无能为力，麦叶只知道哭泣或者抓住某个可能并不存在的救命稻草，耿田则只能如同困兽一样盲目地进行本能反抗。他们背负着人性自身的缺点，奔突在狭窄而没有出路的生活之中，注定会发生悲剧。至于留在老家的丈夫桂生则是蒙昧的代表，不加辨析地误信麦叶与耿田通奸的谣言，并以无能的暴力对麦叶进行二次伤害，还做出杀死耿田的愚蠢举措。
    我们会看到，情节到最后美德没有报偿，冤情没有昭雪，正义没有彰显，邪恶也没有受到惩罚，苦难没有出路，精神更无法获得救赎，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牲口一样的“活着”。而按捺不住欲望的麦穗和为了金钱直接出卖肉体的麦苗，则构成了麦叶的镜像，她们是麦叶的未来可能性，没有更多余地。这无疑是一种绝望的境地。许春樵触及到了外出打工人员的“临时夫妻”现象，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出于同情与理解对这种违反社会伦理的自然人性采取了避而不见的原宥，许春樵也没有直接进行描写，而是将笔墨放在了心理动因与社会动因的发掘之上。
    作家在面对沉重复杂难以黑白分明做出逻辑和道德决断的时候，所能做的只是呈示，对此小说中有一段反讽式的描写和议论。握有话语权和表达权的媒体及文学与民工真实愿望之间往往存在着深刻的隔阂：他们也许主观上有着关心底层的欲望，但过于愚蠢因而根本无法靠近后者的真实需求；也许根本就只是为自己寻找到可以开掘的话语资源。“他们总是想对生活真相进行挖掘，但基本上是越挖掘离真相越远。”这个看法事实上也代表了对那些口头上的、表演性的“底层文学”的嘲讽，这里显示出了许春樵的现实感。
    其实，麦叶和她的姐妹并没有走远，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进入到都市，她们只不过到了沿海地区的以代加工为主的小镇上。在城市化进程中，此类地区的差异正在普遍化，对于农民工而言，这样的地方并没有提供更开阔的认知空间，因为经验到的感官世界与思维世界都局限在工厂、城镇和工地。另一方面，乡土意义上的老家则已经耗尽了潜能，无论是在物质资源还是精神资源上，麦叶们再也回不去了，却也没有找到进入到新生活的门径。麦叶、麦苗、麦穗和耿田（耕田）的名字就是典型的农业意象，他们的进退失据、左右无援，只能孤身在世间应对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挑战，也就表征了农业、农村、农民的衰微，以及“三农”问题在当代的遭际。《麦子熟了》因而就具有了我们时代的“问题小说”的意味。
    小说隐含了性与政治的主题。麦叶的身体是家庭的附属物，是谋生的生产工具，是资本剥削的生产资料，惟独不是自己的主人。她的欲望是被动和抑制的，一方面是来自男权包括丈夫和其他形形色色男人的觊觎所带来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工厂所代表的资本权力对欲望的挤轧。双重压抑中，麦叶们连各自为战的能力与资格，甚至念头都无法产生。
    文学并不必然负载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职责，但未经惯性话语修葺整饬的自然社会则如同未经开采的矿场，在提出问题的时候会有启示，那些失败的、没有出路的结局正暗示了问题的所在。从技巧与结构上来说，《麦子熟了》并不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却留下了更为开放的空间。回过头来看，小说并没有构成典型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并没有各自代表不同立场的力量之间的冲突，被毁灭的也并非有价值的事物。恰恰相反，最终毁灭的双方来自于同属于受侮辱与损害的底层民众之间的相互提防、误解、敌视和仇恨，而那伤害它们的隐形之物依然逍遥法外。丛林社会中自然法式的报复并没有带来正义，带来的只是更深一层的惨剧。小说在这里显示了对社会运行过程的非对称性的认知，对于资本和权力的运作基本上是悬置的。我们看到麦苗的沉沦，麦穗的遁逃，麦叶的迷惘，但无法知道新的麦子如何成长。麦叶们如果要立足于这个混乱、无规则、残暴不仁的世界之上，需要走出自然社会，找到来自于新共同体的平等与友爱，这条路尚且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