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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在全球化时代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http://www.newdu.com 2017-10-14 文艺报 张涛 参加讨论
一 全球化问题带来的各种挑战,是古老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看斯塔夫利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一些历史著作就会发现,古老文明在遭遇全球化或新文明的冲击


    一
    全球化问题带来的各种挑战,是古老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看斯塔夫利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一些历史著作就会发现,古老文明在遭遇全球化或新文明的冲击时,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被动性”的结果。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遭遇过“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这些挑战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文化的。在此,我主要谈谈关于古老文明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挑战的一些不成熟想法。
    一般来说,从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开始,全球化的进程就已经随之开始了。与发现新大陆的好奇心相伴随的是“世界市场”的开拓和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世界时代”是以开拓“世界市场”为基本形式的,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由此可见,无论古老的文明是否愿意遭遇全球化,它也必然要与之遭遇,并且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关于一个国家是如何走向现代化的,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发性的,就是社会本身按照其自然逻辑的发展,具备了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条件,借助自身的力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种国家或文明就是全球化的“主体”或者是“推动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刺激反应型,那就是因为外来力量的冲击与刺激,让一个古老的文明体系受到损毁。迫于对自身文明的修补与维护的需要,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之下,古老文明也想实现现代化,也想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成为全球化的“主体”。当然,这可能只是这些被刺激国家或文明的一厢情愿。
    一般古老的文明所遭遇的往往是第二种情况。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演进,新大陆不断被发现。伴随着经济的“进入”,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的“冲击”与“碰撞”。这些文明古国在外来的文明的冲击下,不仅没有如己所愿,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去,成为全球化的主体,反而遭到了灭顶之灾,几个古老的文明都相继消失了。当然,这些古老文明的消逝是有很复杂的原因的,但一个无法否认的原因,就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与席卷。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同样遭遇过,现在也正在遭遇着全球化的挑战。学者茅海建写过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书叫《天朝的崩溃》。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大体上是从鸦片战争起,开始遭遇全球化的问题。茅海建的书名“天朝的崩溃”是极具文化象征意味的。我们知道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清朝覆灭再到中华民国成立,这期间还有70多年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茅海建就断定从鸦片战争开始曾经的天朝上国就已经崩溃了呢?我想,他所指的崩溃主要还是文明的或文化的崩溃。虽然是文明的崩溃,但中华文明还没有如其他文明古国那样消逝。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文明就不断地遭遇着全球化的挑战。其实鲁迅早在写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就提及这种文化遭遇,他说:“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守残阙,以底于灭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挖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仅以当代中国为例,从改革开放开始,全球化的文化挑战就一直困扰着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改革开放的过程伴随着第二次“西学东渐”,西方几百年来的思想学说、理论话语,在30余年的时间里,在神州大地上被铺天盖地译介着、模仿着。这种有些过渡的“学习”与“模仿”已经影响到了中华文明的自主性或主体性问题。所以,很多前辈学者对此痛心疾首,说出了很多豪言壮语,也开出了不少救世药方。
    二
    面对全球化的不断加深,我们所遭遇的文化挑战也越来越强,同时对于如何保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或文化自信心,也让我们越来越焦虑。在这种焦虑的心态下,我们往往会做出一些矛盾性的事情,说出一些矛盾性的话来。我们一方面在尽可能地抵御西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还想借助西方文化对我们的认同来证明中华文化或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论。一些学者曾经预言,20世纪是西方文化或文明的世界,而21世纪就是东方文化或中华文明的世纪。这种论断主要是基于两点缘由:一个是西方社会自身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西方文化或文明自身所无法调节和解决的,只能借助于中华文明来解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西方一些思想家也认为西方文化或文明出现了问题,需要借助东方文化或中华文明来解决。
    走向对话与融合。“河东河西”论、“压倒论”都是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而新儒家则是一种拒绝、对抗的思维。这两种思维和反应,都不大可能让我们很好地应对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文化挑战,不能保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自信心。只有对话与融合,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对话与融合,既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而代之”,也不是“卑躬屈膝”似的讨好,而是要与之进行两个平等文化或文明主体间的对话。还是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的言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在当下要保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或自主性,最主要的既不是一味地回归传统,也不是不加选择地学习西方文化,而是要基于现实社会的生命和文化体验,生成一种有当下性的生命体验,依据这种生命体验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进行文化选择与文化综合。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在现实的文化实践中,能否有一种真正的“平等”的对话环境,还是另外一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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