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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麻将与跳舞

http://www.newdu.com 2018-08-31 收获(微信公众号) 王安忆 参加讨论

    论坛给我的演讲题目是“MODERN FICTION IN CHINA”,我理解为“中国的现代性虚构”,在这大题目之下,我又拟了一个小标题,叫作“麻将与跳舞”。
    美国著名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她的成名小说《喜福会》,故事就是在一张麻将桌上引发出去的。四位中国女性,从上世纪前半叶动荡的时局逃亡到美国旧金山,携带着各自的中国记忆,终于尘埃落定,聚首于喜福会,享用下午茶,打着麻将,谈论往事。
    在谭恩美之前至少三十年,还有一场著名的麻将,就是张爱玲的《色·戒》中,二次大战沦陷的上海,汪伪政府官员府上所设的牌局。其中有一名年轻的牌友是潜伏的刺客,企图从麻将桌上接近这名投靠日本人的政要,以实施抵抗运动计划。从这两桌麻将来看,麻将确是个隐匿有多种时机的空间。它是四人游戏,将单挑的对峙分配成多方角逐,它的胜负就不纯粹以力量强弱决定,而是在于全盘性结构调整,所以,麻将的紧张度是潜伏在外部的松弛底下,不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而是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它有一种闲定的从容的节奏,可嵌入许多牌局之外的事故的成因:旧故新识,恩怨情仇,欲念勃动,又暗藏杀机。反而言之,一切端底又在麻将的有闲表情之下消解了严肃性,变得颓废。在一九四九年工农政权的新中国,作为腐朽时代的物事,麻将被清除出民间的娱乐生活。
    我的小说《长恨歌》里也出台过一桌麻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上海的弄堂房子里。四名牌友分别是一位企业家的太太,一位私人护士,曾经为政要的外室,旧日金主的遗泽是她生活的大半来源;一位大学毕业拒绝前往西北就职的闲散于社会的无业青年;第四位的来历要复杂一些,他是共产国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与中国革命烈士短暂婚姻的产物,因患结核病而免于工作,受供养于政府的抚恤。后来,《长恨歌》改编话剧,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编剧赵耀民先生对这一场麻将情有独钟,他特别强化和突出这一幕的戏剧性。牌戏在胆战心惊中开场,博弈的乐趣渐渐抵消了负罪感,不免忘乎所以,唱起了老曲子《麻将歌》。顿时,都会上海的靡废空气浮云般升腾起来,弥漫在麻将桌上。正陶醉之时,门被敲响了,进来一位邻人,原来家中小孩子发烧,请这位护士上门注射针剂。说话间,发现了麻将,四座皆惊,仿佛大祸临头。然而,事出意外,那位病家恳请护士自行前往打针,他则摩拳擦掌,顶缺上桌。每每演出到此,观众便爆发大笑,久久不能息止。由此可见,一九四九年之后,麻将这一消遣,多少负起叛逆的意味,很自然的,它被虚构者用来作一个隐喻,隐喻主流意识形态之下,边缘的价值。而我今天着重描绘的,是在九十年代的一桌麻将,此时,麻将已经完成革命的使命,进入日常市井生活。
    上海作家榛子写于新世纪的小说《凤在上龙在下》里,一场四方大战也是由两男两女组成,他们曾经是这城市骄傲的市民——全民所有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企的员工。其中一男一女为服装店的店员,服装店的店名颇有时代气息,叫做“向阳”。他们是师兄妹,照惯例,很可能成为一对,但世事难料,女店员是与牌桌上的另一位,机器厂的车床工结为秦晋之好。第四位沈小琴则是车床工的师妹,如通常情况,暗恋师兄,结果是被带来介绍给老婆的师兄做朋友。两个单身男女配成一对,本是天经地义,然而,又一回世事难料,男店员无意与沈小琴结缘,也不像对自己的师妹有所觊觎,似乎更是对剽悍的车床工有向往之心。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对同性恋情没有普遍的认识,男店员本人在懵懂中意识,自从看见车床工,他就再不可能爱上任何异性。这错乱的情欲将他们纠结起来,拾不起又放不下,麻将成了他们四人关系的最平衡,它即是情节的本身,同时担负象征的意义,故事就在这有效的形式里演绎。他们所服务的企业在改革大潮中快速式微,现代时装业以及销售模式一夜间扫荡了城市,经济向市场开放,计划体制内的生产系统全面动摇,工厂关停并转,他们这几个从社会的中坚阶层坠落于弱势群体。事实上,他们都成了失业者,各奔生路:开小杂货店,做交通协管员,到货场扛大包,驾驶抓斗车,劳务输出去日本……可是生活的磨难还在继续,小本经营的买卖不是收进假货就是收进假钞,凭体力谋衣食的人偏偏患上重症肌无力,办日本打工的蛇头卷款逃跑,而沈小琴真情落空,她爱一个落空一个,眼睁睁看着青春荒废。最终,经人介绍,嫁了个年迈的台商。平心而论,除去年龄这一点,应该说没什么可挑的,经济宽裕,身体健康,人品厚道,对年轻的妻子称得上宠爱,可说是整个下滑的遭际中惟有的一点好运气,可是,个中原委不能多想,想想就要落泪的。新年新禧中,四位牌友又打了一场麻将,是为沈小琴送嫁,也是惜别。牌桌上,沈小琴提议加注,人们瞠目结舌时,她兀自开局,局局放水,到手的好牌生生送出去,就只见那三人跟前的钞票节节高涨,这才明白沈小琴不是打牌,是给他们送钱。送的又不单是钱,而是感谢,感谢他们多年来帮她,陪她;还是负气,气他们帮忙帮不到地方,陪也不能陪一辈子,可是有些事情爱莫能助,所以就是怪自己不争气。这场麻将面带戚容,走的不是牌路,而是世道人心,在大时代的潮起潮退中,就好像一具小小的方舟。麻将的隐喻性在此面向了更广大和深厚的人生,游戏原本轻浮的内心,变得持重起来。
    说过麻将,现在说说跳舞吧!上世纪三十年代,有文学流派称为“新感觉派”,初起源于日本,注重感性的体验和表达,到了中国,尤其上海,演变为“洋场文学”,穆时英可算作代表人物之一,其笔下有一篇作品,题目就叫作《上海的狐步舞》。小说写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夜晚,在这个暗潮涌动的夜晚里,城市边缘地带,帮派们内讧格斗;英国投资商信步丈量开发房产的地皮;比利时珠宝掮客搭识电影明星,策划做一笔交易;租界上酒店里开着麻将桌——注意,麻将又来了;黄包车夫拉着喝醉的美国水兵;启蒙派作家为拯救普罗大众,结果被当成悭吝的嫖客;印度巡捕在街上梭行;企业主的长子与年轻的继母陷入不伦之恋……一切动静声色都是在舞场上华尔兹的旋律伴奏下进行,踩着爵士乐的拍点,多么奢华而又糜烂啊!呈现着殖民地商埠城市的病态面貌,文明历史的秩序道德全被践踏和摧残。这篇小说里有一句非常微妙的话:“开着一九三二年的新别克,却一个心儿想一九八零年的恋爱方式”。我们的前辈穆时英万万不会想到,一九八零年,这个城市的爱情,将是以进步的方式退回到“狐步舞”里。在抵达一九八零之前,还需经过许多年代,让我们略作跳跃,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十年代。
    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写于世纪初的长篇小说《慢船去中国》(首刊于《收获》),很明显,题目来自美国的老爵士乐曲“I’D LOVE TO GET YOU ON A SLOW BOAT TO CHINA”,是穆时英时代的遗韵了。小说写的是一个发迹于鸦片交易的买办家族,一九四九年留在中国大陆的后代的命运。其中有一个人物,老买办的长孙,名字叫哈尼,这是一个暧昧的名字,字形为中文,发音则兼顾于中文和英文。共和国建国之际哈尼还在幼年,然后长成少年和青年。他崇尚西方,在世界冷战格局中塑造成的西方想象,其实只是一些碎片:爵士乐的旋律,美国画报上的图画,本土化的西餐,坊间流言,如此而已。二十岁那年,哈尼与一些气味相投的朋友——要知道,六十年代的上海,有的是这样崇尚美国的青年,他们组织一支小型爵士乐队,在家中举办舞会,这样的家庭舞会被命名为“黑灯舞会”。从这名字就可看出它的地下性质,为法律所不容。所以,当舞会暴露,成员们无一例外受到惩罚,对哈尼的处理是,中辍学业,去往新疆农垦劳动,他的人生就此改道,与西方世界越行越远。许多年以后,经过无数艰难曲折,终于来到纽约,他坐在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馆,听到那支“慢船去中国”的曲子,歌曲所抒发的老黑奴的乡愁中,他辨识出的却是在中国的荒芜青春。这一个邂逅也是阴差阳错,离群索居的中国就这样与全球化接上轨。
    沿着时间来到七十年代,很奇异地,狐步舞和黑灯舞会在此有了一个变体,出现在上海女作家殷慧芬写于一九九零年的小说《欲望的舞蹈》。那是在工厂的车间,其时,上海这座城市已经从消费型成功转向生产型,车间里来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文化革命”中群众业余组织的歌舞队,以宣传为名义举行娱乐活动。车间里的演出中最引人遐想的节目是新疆风格的单人舞,“新疆”这地名又来了,但这一回不是实施惩罚,而是体现异域文化,在多民族的国家里,这文化自有合法性。舞者名叫惠子,在异族人的舞蹈中充分展示了她的身体和热情,还有性感。此时,“性感”的概念还未登陆社会主义中国,它是以受诱惑的心理进入人们的意识领域。在“性感”的概念来到之前,中国汉语中有一个词汇专用来指认相似的类型,就是“尤物”。这是一个十分不肯定的词汇,它既不是正面的,甚至也不是中性,但并非绝对的负面,在它的含义里,多少有着被玩弄的意思。在这里,跳新疆舞的惠子,便在人们心中成了一个“尤物”。人们先是用眼光狎昵她,继而有了语言,再接着行动也来了。最不幸的还不是邪恶的侵犯,而是正派的好男人都在离她远去。看起来,跳舞这件事,总是和欲念联系在一起,还和违禁联系在一起。在那样一个禁欲的年代,舞蹈中的身体就算隔离了接触,但依然以意淫的方式挑战了政治意识形态,挑战者也因此蹈入毁灭的命运。
    时间终于接近八十年代,“文化革命”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正是前辈穆时英在五十年前向往的“未来”,“狐步舞”从幽暗的历史中溯流而上,我格外地要向大家讲述女作家唐颖写于上世纪末的小说《冬天我们跳舞》。小说中的时间在一九七八年底,上海这城市又暗香浮动,舞会悄然兴起。故事里舞会的主持者,晚辈们都称“裘伯伯”——这个名字也像是刻意为之,在上海话中,“裘”和“旧”谐音。“旧伯伯”时年五十二岁,屈指算来,年少于《上海的狐步舞》中那个与继母私通的青年,又比《慢船去中国》那个因“黑灯舞会”发配新疆的少年年长,正是目睹过都会浮华夜晚,且世故地规避了新政权对旧社会的肃清整治,隐居到改革开放的年头,这一位前朝遗老可谓如鱼得水,活跃非凡。小说中的“我”,是一名青年,正在复习功课,准备参加恢复不久的高考,每到周末,便跟母亲去赴“旧伯伯”家的舞会。高考,在这里也是一个有意味的细节,似乎暗示舞会其实代表生活终于回到正常轨道。对于这位出生于共和国的青年,跳舞不止是单纯技术性问题,它包含有社交,礼仪,淑女,夜生活的诸项学习。首先是参加舞会的衣服,小说写道:“周末下午我的家就像个卖旧衣服的铺子”,母亲,“旧伯伯”的同时代人,尚有箱底可翻,“我”呢?两条腿走路,一是用妈妈的旧衣服改,二是抓紧购买新上市的时装;衣服有了,身型与风度又成了问题,经过恶补,总算凑合完毕,开始接近参加舞会的模样,却迈不出门去;正是冬天,北风料峭,这一回就全仗着勇敢和决心;走过寒冷的大街,去到“旧伯伯”家也不怎么暖和的客堂间,音乐响起,舞会开场,更大的难堪来了,那就是没有人邀请跳舞。会跳舞的男宾成了稀缺动物,他们往往自带舞伴,又总是寻找时髦的善舞的女客。真就好比革命成功,大浪淘沙中,奋勇者多是出局。然而,更有意味的情节还在最后,当“旧伯伯”在舞场上翩翩飞翔的时候,他的妻子,一个从不跳舞的女人,陪一个从不跳舞的男宾聊天,聊天,终于聊到红杏出墙。故事这一发展,令所有人意外,它将跳舞的颠覆意义,又来了个颠覆。同时,也像是一个预告,预告跳舞这一事物的隐喻性,不足以覆盖历史前进的脚步。无论是跳舞,还是麻将,对于前一个时代的抵抗,已经穷尽象征的资源。
    在更年轻的作者笔下,又有另一些更具挑战性的事物,继续向时代的局限进发。比如七十年代出生的上海女作家棉棉,她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名叫《啦啦啦》,其中呈现出新一类的物质:酒吧,摇滚乐队,“坏孩子”,滥交,大麻,甚至海洛因……至于前一代小说中的西方国家,圣诞节,咖啡馆,这些带有隐喻性的物质,在《啦啦啦》已成为写实性的日常状态。现代中国的虚构就这样不断地更替指涉的符号,现实生活则不断地从旧符号中蝉蜕,寄身新符号,再蝉蜕。
    今天,报刊与电视里的征婚启事,常常有这样的文字:“麻舞不沾”,或者“麻舞者勿扰”。前者是表示品质的正直、无不良嗜好,后者则声明有嗜好者谢绝,总之是出于道德的要求。“麻舞”两个字便是麻将和跳舞的简称,这两项活动,卸下曾经承担的思想重负,回到本来面目。
    2012年9月12日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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