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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在俄语世界的译介、传播和研究可追溯到18世纪初。据可靠统计，《论语》俄语译本至少有17种，包括变译本、全译本、叙事性译本和文学性译本等。《论语》的俄译为俄国读者搭建了一座通向中国文化的桥梁， 为中华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论语》在俄译介体现时代特色 《论语》俄语的译介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帝俄时期（1721—1917）、苏联时期（1917—1991）和俄罗斯时期（1991年至今）。 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源于彼得大帝的对外扩张。1715年，彼得一世下令正式向中国派遣第一批东正教传教团，虽然其任务是进行传教和学习汉文等语言，但实质是刺探中国情报，以此配合其对中国进行的扩张。但不可否认，此举确实培养了众多杰出的俄罗斯汉学家，如罗索欣、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他们在中国访学期间，开始接触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文化典籍并进行翻译。可以说，驻华传教士团成员为俄罗斯汉学的开创作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俄罗斯汉学的基础。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迎来了第一次中国典籍翻译热潮，瓦·巴·瓦西里耶夫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1868年，他发表了《论语》的俄译本并刊登在《汉语文选第二卷试读》上，还将《论语》作为汉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成为把《论语》引入大学课堂的第一人，促进了《论语》在俄罗斯的传播。波·斯·波波夫是瓦西里耶夫的学生，因受老师和牧师家庭背景的影响，也加入到《论语》研究及翻译中来。1910年，其《论语·孔子及其弟子的格言》出版，这是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个最为系统的译本，对《论语》在俄罗斯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49年，中苏正式建交，苏联开始重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康拉德的《论语选》于1959年收入《中国文学选》，而波兹涅耶娃的《论语》节译本于1963年收入《东方古代文选》。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迅猛发展，苏联掀起了中国儒学研究的第二次热潮，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关于《论语》翻译研究的大家。其中，卡拉佩基扬茨于1982年出版了《中国的儒学思想·理论与实践》，但该书主要介绍苏联各个时期儒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并对儒学典籍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尚未过多探讨翻译的相关问题。任教于莫斯科大学的伊万·谢缅年科教授于1987年出版了专著《孔子的箴言》，书中附有《论语》部分俄语译文。同样任教于莫斯科大学的马拉亚温，于1988年出版了专著《孔夫子与〈论语〉》，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第二部分的《论语》译文及其所作的注释。该译本吸收了历代俄罗斯学者《论语》译本的精华，称得上俄罗斯学术界最完善、最系统的译本，是俄罗斯国内汉学研究的典范。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学者们重拾对儒学的研究，希望从中汲取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思想，因此《论语》的翻译研究迎来了新的高潮。戈拉瓦乔娃于1992年在《边界》杂志发表了俄罗斯第一部《论语》的独立译本。1994年，谢缅年科根据前作《孔子的箴言》修改和补译成的《孔子·论语》出版，译文的注释更为详尽。他的译本在俄罗斯发行量最大，再版次数也最多，对《论语》在俄罗斯的普及作出了很大贡献。2000年，亚·斯·马尔德诺夫的《孔子·论语》出版，翌年修订再版并更名为《儒学·论语》。该译本对于儒学特有的文化负载词采用先解释词意再加注括号标注音译的方式处理，推动了儒学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同年，卢基扬诺夫发表了《论语》译著，其排版采用了类似诗歌的方式，语言更为凝练。随着读者理解力的提高和对儒学兴趣的加深，这一时期的翻译侧重点和角度也在改变，在传承思想的同时，也注重形式的对等，从多角度、多维度进行解读和翻译。 中国译者缺席《论语》俄语译介 译介具体来讲分为“译”和“介”，其中“译”是译介主体和译介形式，“介”是译介途径和效果。通过分析，可以总结出《论语》在俄罗斯传播发展历程中译介主体、译介形式、译介途径和译介效果四个方面的特点。 译介主体经历了从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转变。帝俄时期是《论语》在俄罗斯传播发展的萌芽和探索阶段，《论语》俄译的主体是向中国派遣的东正教传教团团员，以罗索欣和比丘林为代表的传教士担任了《论语》最初向俄罗斯传播的使者。《论语》俄译本的出现及完善，使俄罗斯开始关注《论语》及其包含的儒学思想。传教士回国后，很多都到大学里教授满语和汉语，同时继续潜心研习儒学经典，这对学生的学习研究方向产生了影响。此后，俄罗斯涌现出了大批研究儒学经典的汉学家，《论语》译介主体实现了从传教士到汉学家的转变。 译介形式经历了从教材到专著的转变。帝俄时期传教士回国后将其译本作为教材。俄译本的出现使俄罗斯读者产生了对文化认识的需要，因此，之后的《论语》俄译中增加了注疏家对论语的注疏以及汉学家对其的解读，以尽可能使读者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的内涵。同时，《论语》研究方式也从译作评述过渡到思想研究，其呈现方式也从最初的教学用书转变为文学专著。20世纪末，随着俄罗斯汉学家对《论语》及其思想内涵研究的加深，译本开始大量以译作专著形式出现，发行量与再版数也呈上升趋势。 译介途径以目的语国的翻译力量为主。《论语》被译介到俄国，主要依靠目的语国（即文化接受国）的翻译力量，而很少有中国译者介入。不同时代背景下的译者抱着不同的翻译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论语》在俄罗斯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大都集中在《论语》英译和法译的研究上，对俄译本以及在俄罗斯的译介、传播与接受则关注较少。 译介效果和历史进程与中俄关系息息相关。译作在目的语国（即文化接受国）传播的效果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如文化接受国的社会因素、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以及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观念等。当译作所反映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接受国即俄罗斯所倡导和追求的价值观相近或相同时，该译作就更容易得到接受和传播。《论语》在俄罗斯的译介经历了高潮低谷、起伏动荡的演变进程，译本形式由节译到全译，译本内容由简译到详译，甚至附带对注疏的翻译。译本的演化改进，与俄罗斯历史发展和中俄关系紧密相关。 文化输出需要全面系统的传播体系 《论语》在俄罗斯的流传和推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影响的逐渐深入和扩大。“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为中国典籍翻译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平台。《论语》俄语的译介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培养目的语翻译人才，满足国家战略和文化“走出去”的需要。中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经典典籍走出国门是第一步，文化“走出去”则需要借助翻译这个媒介，这就需要大量优秀的目的语翻译人才。应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从国家层面进行外语专业的改革发展，切实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语种翻译人才的培养。 其次，依靠科技进步，明确文化接受国的需求。在进行典籍翻译工作前，也要做好关于文化接受国的调查研究，明确其文化诉求和国内接受度，合理调整翻译策略和外宣途径，真正做出适合接受国受众和传播效果良好的译作，从而将中国儒学经典典籍更好地推向世界。 最后，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主动融入目的语国家话语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翻译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国儒学经典中的特有词汇将直接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语种体系。不同语言之间的碰撞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文化交融、互学互鉴提供了机会。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有利于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话语体系产生影响，将中国儒学精神内涵传递到世界各国。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仅注重《论语》等经典典籍的译介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构建全面系统的对外文化传播体系，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感受中国故事。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