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您对自己的身份怎么定位？ 李欧梵：1970年我就来到香港，在中文大学教书，后来也常来，香港几乎变成我的第二故乡。在香港住久了，就要讲香港话，就像家乡话一样。我在大陆河南出生，后来去了台湾，现在是香港永久居民，拿美国国籍……很明显，我是广义的华人，一个国际主义的华人，因为我喜欢交流，对各个地方的文化都有兴趣。 羊城晚报：这会不会产生无根的感觉？ 李欧梵：我会说，我的根就在我的心里，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化中国。我和很多华人不一样，有人会说“落叶归根”，我会落很多次叶，现在在香港，以后不晓得。 羊城晚报：这和您的文化研究类似，都有跨界的感觉。 李欧梵：对的。 羊城晚报：您一直在写随笔，现在还写学术文章吗？ 李欧梵：我一直专注学术，主要是二十世纪现代性的文化，最近在研究晚清时期的翻译。为什么会写这么多“半吊子”的学术文章，不是全心全意的学术？我认为，人文学者不能太“专业”，比如，研究安禄山的不能不研究盛唐，研究现代的不能不懂古代，否则，你没有比较的系统。特别是现在进入了所谓全球化的时代，资讯那么发达，更是如此。很多人看沈从文的文章，张爱玲很红，但很少人知道师陀，他的文字很好，很少人读过他的东西，我感到奇怪，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师陀了。但我又不是写大篇的文章，不写深奥难懂的抽象文章，只写单篇的小的文章，我自己懂的才敢写。这就是我现在写的，有人称之为“学者随笔”。 羊城晚报：您在晚清的翻译里发现了什么问题？ 李欧梵：比如，林琴南不懂外语，却和别人合作翻译那么多西方小说，为什么？怎么翻译进来的？很值得研究。他很欣赏白人英雄主义，为什么一个老学究会崇拜这个？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况，他觉得应该有这种英雄出来，他要呼唤这种英雄出来，他在传统的中国小说里找不到，他要用这种方法进行宣传。那个时候，人种学是显学，后来衍生为优生学。这太有意思了！可惜没有学者往下介绍研究，到了五四，格局又变了。 羊城晚报：您受到著名汉学家史华慈的影响？ 李欧梵：是，他是我的老师，他懂得七八国语言，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会讲到魏晋玄学，会讲到佛教，会讲到其它思想……他的思想是世界性的，他非常崇仰中国文化。我受他的影响很深，在中国的朝代里我喜欢文化多元的朝代，比如唐朝。 羊城晚报：这是不是您说过的，是一种狐狸式的研究，而不是刺猬式的研究。 李欧梵：可以这么说，我在大学时代偶然看过一本书：《狐狸与刺猬》，讲托尔斯泰的哲学的，作者是英国的以赛亚·伯林，他引用古希腊的一个说法，刺猬专攻一样东西，想一个大问题，写一本大书，而狐狸生性多疑，兴趣很广。后来我在香港写专栏，要取一个名字，我想起儒家有“白鹿洞”，我就来个“狐狸洞语”，所以有人就说我是“狐狸学者”。我看的书越多，就越谦卑，我唯一能贡献给学生和读者的就是我广泛的兴趣，从中提出问题，而不是所谓“真理”，也不是什么大书。 羊城晚报：这次书展的主题是爱情文学，你们夫妻合写的《过平常日子》被誉为当代的新《浮生六记》，也常被拿来与《爱眉小札》做比较。你们的爱情经历感动了很多人，当然其中也有波折，比如，您太太遭遇了抑郁症，不少现代人有类似病痛，您觉得应该怎么面对？ 李欧梵：我也思考过：芸娘有没有忧郁症呢？徐志摩有没有呢？陪着太太治疗的十几年，得出的经验就是要有耐心，再就是一定要说出来，每个人都不是孤岛，学会勇敢表达自己的病症，身边的朋友也会给予帮忙。 制图/肖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