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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末读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读到写亚历山大·勃洛克的一段曾心生困扰，帕乌斯托夫斯基称： 我不大理解勃洛克对俄罗斯和人类的将会遇到的考验所怀有的那种先知式的、神秘的恐惧；至于他那种宿命的孤独感、毫无出路的怀疑、灾难性的沉沦以及他对革命的过于复杂化的理解，更是我无法理解的。 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我自然更难理解这位勃洛克的复杂性。勃洛克式的充满吊诡的思想在 80 年代生气勃勃的中国氛围中显得很陌生，也很另类。然而，随后我又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 90 年代迥然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日瓦戈医生》真正引领我渐渐体认到这种俄罗斯精神传统的复杂性显然不仅仅体现在勃洛克一个人身上。 《日瓦戈医生》中的《瓦雷金诺》一章写日瓦戈在战争时期和妻子冬尼亚来到乌拉尔尤里亚京市附近的瓦雷基诺庄园，开始了一段“归园田居”式的读书写作、追索内心的生活。在日瓦戈所写的札记中，他把俄罗斯作家划分为两种气质： 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我现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们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自己的心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也不是他们该干的事。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死作过准备，心里有过不安，曾经探索过深义并总结过这种探索的结果。而前面谈到的两位作家，却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 对于我这一代把果戈理和托尔斯泰尊奉为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经典大师的读者来说，日瓦戈医生的这种划分曾经令我莫名的困惑了许久。《日瓦戈医生》也由此令一代中国读者陷入深思，并最终被日瓦戈医生这样一个复杂化的人物所吸引。中国文化界也开始学习适应从普希金到契诃夫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和气质，那种“腼腆的天真”，那种既执迷于探寻人生的意义，又不流于空谈和玄想，也远离布道者的真理在握的谦和本性，那种从一个谦卑的生命个体的意义上去承担历史的坚忍不拔。 在《日瓦戈医生》的观念视野中，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俄罗斯传统价值形态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帕斯捷尔纳克在一次访谈中曾经说： 我有责任通过小说来详述我们的时代—遥远而又恍若眼前的那些年月。时间不等人，我想将过去记录下来，通过《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赞颂那时的俄国美好和敏感的一面。那些岁月一去不返。我们的先辈和祖先也已长眠不醒。但是在百花盛开的未来，我可以预见，他们的价值观念一定会复苏。 但是这种人道主义和传统的内在价值是苏维埃的革命意识形态很难接受的。于是《日瓦戈医生》一直由于它的边缘化的声音而引起争议。譬如有研究者认为“《日瓦戈医生》不是从辩证唯物史观 而是从唯心史观出发去反思那段具有伟大变革意义的历史”。“《日瓦戈医生》淡化阶级矛盾，向人们昭示：暴力革命带来自残杀”，“破坏了整个生活，使历史倒退”，“在本质上否定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可以说，《日瓦戈医生》的确从人道主义和个体生命的角度反思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它的价值之一也正是小说所表现出的看待历史和革命的一种复杂的甚至矛盾的态度。日瓦戈是个既认同革命又与革命有一种疏离感的边缘人物，他深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博爱思想，但却对革命潮流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他参加了游击队与白军作战，又因同情而放走了白军俘虏；他与温柔善良的冬尼娅结为夫妻，却又喜欢上了美丽动人的拉拉。他一方面憎恶俄罗斯沙皇时代的政治制度，赞同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怀疑革命同时所带来的暴力和破坏，用日瓦戈医生自己的话来说：“我是非常赞成革命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用暴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应该以善为善。”他的信仰仍是来源于俄罗斯宗教的爱的信条以及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则表现出一种怀疑主义的精神。但是在史无前例的以暴易暴的革命时代，这种爱与人道的信仰是软弱无力的。正所谓“爱是孱弱的”，它的价值只是在于它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代表着人彼此热爱、怜悯的精神需求，代表着人类对自我完善和升华的精神追求，也代表着对苦难的一种坚忍的承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捷尔纳克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一种内 在的精神：对苦难的坚忍承受，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对灵魂净化的向往，对人的尊严的捍卫，对完美人性的追求。帕斯捷尔纳克是俄罗斯内在的民族精神在20 世纪上半叶的代表。他的创作深刻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虽然饱经痛楚、放逐、罪孽、牺牲，却依然保持着美好的信念与精神的良知的心灵历程。这种担承与良知构成了衡量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创作的更重要的尺度。这一切塑造了《日瓦戈医生》特有的高贵而忧郁的品格。因此，《日瓦戈医生》也被认为是“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它的问世，被称为“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因此，我理解为什么帕斯捷尔纳克虽然历经沧桑，仍然对生活充满热望：“我渴望生活，而生活就意味着永远向前，去争取并达到更高的，尽善尽美的境界。”我同样理解了小说的结尾借助日瓦戈医生的一对朋友的感怀所表达的对心灵自由和美好未来的信念，并为这种俄罗斯式的内在精神品性深深触动： 日见苍老的一对好友，临窗眺望，感到心灵的这种自由已经来临；就在这天傍晚，未来似乎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下面的大街上；他俩本人就迈入了这个未来，从此将处于这个未来之中。面对这个神圣的城市，面对整个大地，面对直到这个晚上参与了这一历史的人们及其子女，不由产生出一种幸福的动心的宁静感。这种宁静感渗透到一切之中，自己也产生一种无声的幸福的音乐，在周围广为散播。 在这个意义上说，《日瓦戈医生》不同于诸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一类反映十月革命代表苏维埃主流意识形态的小说，也在苏联至少从高尔基的《母亲》就开始了的主流革命文学图景之外， 提供了我们透视俄罗斯和苏维埃历史的另一种更繁复的观念视野。 尽管日瓦戈的历史观和独善其身的选择与当时的历史潮流是无法吻合的，但却在大一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发出了另一种声音， 并终将穿透漫漫历史时间，显示出越来越值得人们关注的生命力。 而《日瓦戈医生》所代表的复杂化的俄罗斯精神传统也内化在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历史进程中。90 年代之后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按汪晖先生的说法，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集中 表现在把9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进程直接与新中国成立前接轨，由此，中国的革命历史和 1949 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仿佛被悄无声息地删除了。2008 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有西方评论家说，我们很赞叹张艺谋把中国传统文化展现给世界，也在开幕式的最后看到了今天走向太空时代的中国，但是20 世纪的中国到哪里去了？换句话说，开幕式没有表现中国现代历史，没有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而关于革命与政治的被压抑的遗产，在 21 世纪的今天的语境中似乎有重新打捞出来的历史必然性。 90 年代后的中国思想界之所以会更亲和于从普希金到契诃夫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气质，其原因也正在“告别革命”的文化思 潮。这是一个刚刚经受了政治性挫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知识者往往有一种回到内心的归趋。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讨论明治 20 年代“心理的人”的出现时指出：“当被引向政治小说及自由民权运动的性之冲动失掉其对象而内向化了的时候，‘内面’‘风景’便出现了。”就像日瓦戈医生选择在瓦雷金诺的心灵的沉思一样，在90 年代初告别革命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坛以及知识界也有一种回归室内回归内心的趋向。这种把对暴力与革命史的反思向存在和心理深处沉潜的潮流，当然具有历史的某种必然性甚至合理性。但是，对内心的归趋，并不总是意味着可以同时获得对历史的反思性视野。对历史中的个人性体悟和个体性价值的强调在成为一种历史资源的同时，有可能会使人们忽略另一种精神传统固有的永久性的价值。当帕斯捷尔纳克把源于普希金、契诃夫的传统与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对峙的时候，问题可能就暗含其中了。普希金和契诃夫的气质是否真的与托尔斯泰等人的精神传统相异质？学者薛毅即曾质疑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二分法： 托尔斯泰有更加伟大的人格和灵魂，这个灵魂和人格保障了托尔斯泰的文学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俄罗斯作家布洛克说托尔斯泰的伟大一方面是勇猛的反抗，拒绝屈膝，另一方面，和人格力量同时增长的是对自己周围的责任感，感到自己是与周围紧密连在一起的。 罗曼·罗兰也曾经说过：“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体现在他每个人物的身上，因为他是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他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找到了可爱之处，并能使我们感到我们与他们的友爱的联系，由于他的爱，他一下子就达到了人生根蒂。”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从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但又对时代充满关注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写历史”具有值得珍视的历史价值的话，托尔斯泰这种融入人类共同体的感同身受的体验，也是今天的历史时代中不可缺失的。它启发我思考的是：个体的沉思与孤独的内心求索的限度在哪里？对历史的承担过程中的“历史性”又在哪里？“历史”是不是一个可以去抽象体认的范畴？如果把“历史”抽象化处理，历史 会不会恰恰成为一种非历史的存在？历史的具体性在于它与行进中的社会现实之间有一种深刻的纠缠和扭结。90 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表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去历史化”的倾向，在告别革命的思潮 中，在回归内在的趋向中，在商业化的大浪中，历史成为被解构的甚至已经缺席的“在场”。当历史是以回归内心的方式去反思的时候，历史可能也同样难以避免被抽象化的呈现和承担的命运。 这或许是《日瓦戈医生》对当今之中国的另一种启示意义。 （节选自《废墟的忧伤：西方现代文学漫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