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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基督新教传教士来华，因清政府禁教，只能在粤、港、澳等地活动。他们为方便在粤方言地区传教，便在本地文人的帮助下，开始学习和研究粤语。来华传教士意识到中国幅员辽阔，粤语地区仅在最偏远的广东一带，故而《圣经》的初译不能选择粤语，而应选择文言或官话。因而，传教士学习粤语一开始只是为了口头传教和日常交流，并没有着眼于用粤语翻译《圣经》，这种情况到1860年后才有所变化。 《圣经》粤语译本自1862年有单篇译文面世开始，至1894年新旧约全本译成，共历时32年。《圣经》粤译本从书写文字和排版格式看可分为如下三种：粤音汉字本、粤音罗马字本、粤语英语对照本（这种对照本包含粤音汉字本）。下文仅解释第一个系统，即以汉字写就的《圣经》粤语译本。 1862年，美国长老会首发其端，以美国圣经公会的名义在广州出版了《马太福音》粤译本，随后又于是年出版了《约翰福音》粤译本，两者皆由美国长老会的丕思业牧师（Rev. C. F. Preston）译成。继而，英国圣公会决定参照马礼逊汉译本《圣经》，并以广州城内土话为标准语音来翻译粤语本《圣经》，遂有1867年《路加福音》（由Rev. W. Louis译成）和后续的译作。 有意识地翻译出粤语全译本《圣经》的计划，直到1868年后才被正式提上议程。1868年，在粤各教派的传教士联名撰写了一封公开信，呈送到英国圣书公会和美国圣经公会，要求翻译一部全本的粤语《圣经》。在这封公开信里，这些在广东的传教士们认为，“我们应该拥有一部通过合作而产生的、唯一的口语译本。这一工作的目的是获得一部口语语体的标准译本，能够被所有说广东话的传教士所使用，无论他们来自英国、美国还是德国”。这是一项跨国、跨宗派的合作计划。 自1869年起，在粤语方言区活动的传教士正式着手实施这一项翻译计划。当时他们成立了三个地方性委员会，大家分工协作，统一以公认经文（希腊文、拉丁文）为底本，以广州城内土话为标准音开始了翻译工作。主要译者包括英国惠师礼会（Wesleyan Mission）的俾士牧师（Rev. George Piercy，1829—1913）、美国长老会的丕思业牧师、德国礼贤会（Rhenish Mission）的Adam Krolczyk牧师（1872年Krolczyk牧师去世后，由另一位牧师J. Nacken接替其职）。 这项工作产生的单卷译文有：1871年出版的《路加福音》和《歌罗西书》，1872年出版的《马可福音》和《使徒行传》，1873年出版的《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至此，四福音书的粤语译本才告完成。同一时段，英国循道会传教士俾士陆续译出了《新约》的其余各章，并于1877年私印了其粤语译本《罗马人书》和《启示录》。1886年，《新约全书》粤译全本修订完成出版，其中四福音书《歌罗西书》和《使徒行传》为此前的委员会所译出，而其他篇章则来自俾士的译文。 1873年后，《旧约》的粤语译本才陆续出版。英国圣公会先于1873年出版了《创世记》，后于1875年出版了《路得记》和《诗篇》，又于1886年出版了《出埃及记》。1888年，美国圣公会出版了粤语本《摩西五经》。1894年，美国圣公会辑合了此前出版的《旧约》单篇粤译本和刚完成的新译篇目，对其进行整体的修订，合在一起完成了第一个《旧约》粤语全译本，并在上海出版。至此，粤语译本新旧约二书合璧，《圣经》粤语全译本才宣告完成。这个版本，后世称为粤语《圣经》“联合本”（Union Version Cantonese Bible）。 1894年的全本粤语《圣经》，共有80余万字，使用了3000多个不同的汉字。这个译本一直流传至今，而且其流通范围并未局限于粤语地区。此后，以此译本为底本，在不同地区有不少重排或重印版本。1900年，这个译本的《新约全书》，由在上海的美国圣经公会印行，共有246页。1908年，美国圣公会在日本横滨刊印了粤英对照版《新约全书》。1913年，在上海的美国圣经公会出版了《旧新约全书》（广东土白），书分2卷，除目录外，《旧约》部分共1308页，《新约》部分则有400页。这个以1894年全本粤语《圣经》为底本的译本，此后沿用了百余年时间，直到2010年香港圣经公会对其进行修订重排，以《新广东话圣经》为题出版。 受粤语译经的影响，传教士译者还同步编写或创作了一批整篇皆以粤语写就的文学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将粤音完全标准化书写在案，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因为此前传统的“粤语文学”其实是以“三及第”文体写成，即杂糅了文言、官话和粤语（或其他方言）等多种语言。 19世纪基督教粤语文学可分为如下五大类：《圣经》粤语翻译；粤语圣诗，包括赞美诗、感恩诗等；叙事性作品，包括基督教汉语短篇故事和长篇小说；粤语布道书册、福音调和类作品；其他世俗性作品。下面我们仅就叙事性作品来看粤语小说的出版情况。 现存的基督教粤语叙事性作品数量不少，以篇幅长短可分短篇和长篇，以写作的性质可分翻译和原创。大多数长篇小说是翻译作品，大多数短篇故事是原创或改编的作品。笔者所知的长篇叙事性作品主要有：俾士翻译的《续天路历程土话》（羊城惠师礼堂，1870年）和《天路历程土话》（羊城惠师礼堂，1871年）、容懿美翻译的《人灵战纪土话》（羊城浸信会，1887年）和英为霖译《辜苏历程》（羊城真宝堂，1902年）。短篇故事（集）有：理雅各改写的《浪子悔改》（1859年）和《落炉不烧》（1861年），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1818—1894）翻译的《张远两友相论》，俾士翻译的《晓初训道》（Peep of Day）（羊城惠师礼堂，1861年，故事集）、《新本贫人约瑟》，花波氏翻译的《述史浅译》（广东长老会，1888年，故事集，篇幅较长），哈巴礼理翻译的《晓初训道》三部（1874—1899），美国噜但牧师著那师奶翻译的《指明天路》（羊城真宝堂，1901年，故事集）等。 19世纪基督教粤语文学翻译和创作方面最著名的三位传教士分别是花波氏、丕思业和俾士。三人有“三重奏”之美称。丕思业和俾士两人都参与了粤语《圣经》的翻译，前者的贡献是在传教书册和圣诗方面，后者的贡献则在粤语长篇作品和圣诗方面。花波氏的作品，笔者所知只有一部《述史浅译》，此书共有五卷，收罗了各种短篇故事，来源是《圣经》和传教事迹。 除了花波氏之外，在广州的女传教士如容懿美和哈巴礼理（Lily Happer，即后来的Cunningham夫人）都值得一提。容懿美在1887年用粤语重译了班扬的长篇小说《人灵战纪土话》，波乃耶（J. Dyer Ball）对此书的评价较高，称赞“该译本很好，所用的俗语风格颇佳”。哈巴安德及其夫人（Mrs. Happer， Elizabeth Ball）和女儿哈巴礼理三人都撰有一系列的粤语作品。其中，哈巴礼理在其闲暇之时，极为勤奋地写作（著、译、编）了一大批粤语作品，大部分是阐释《圣经》的作品。她所作的叙事性作品包括：The Sweet Story of the Cross（故事集）一书的粤语翻译、The Story of the Bible Women（未知出版地和时间）和《晓初训道》三卷本系列（Peep of Day Series）。后者预设的读者是孩童和妇女，皆由广东长老会出版。该书的第一卷即是英国福音作家莫蒂母（Favell Lee Mortimer，1802—1878）所著《晓初训道》（Peep of Day）一书的粤语翻译，出版于1879年。第二卷译自莫蒂母的另一部小说Line upon Line，出版于1888年。第三卷则是Line upon Line的续集，出版于1889年。 总之，基督教粤语文学的兴起，与《圣经》的粤语翻译和流播密切相关。这些作品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初，成熟于80年代，内容大多与基督教相关，写法偏近寓言，以短篇故事为主，长篇小说成就亦不俗，最优秀的长篇作品无疑是《天路历程土话》《续天路历程土话》《人灵战纪土话》和《辜苏历程》四部小说。笔者认为，在语言使用方面和引进新思想方面，全文皆以粤语写成的文学作品比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品更具有革命性。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