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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记忆与审美现代性 在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优秀的创作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把历史和文化记忆中复杂的文化密码重新激活、在当代语境中生成新的审美意义，从而成为某种美学革命和社会变迁的先导。在此前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我把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情感结构表述为一种有两个内核驱动的动态双螺旋结构，其审美意义则由具体的语境所制约并决定。这两个关键的内核分别是“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它们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几乎同时产生，但是，在文化的性质和情感的导向方面又存在巨大的差别。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组成一个双螺旋结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充满张力的情感空间，成为中国社会在漫长的现代化的艰苦磨难中，能够有所支撑，不息追求，并且不畏任何牺牲和艰难困苦在情感方面和精神信念方面的根据所在。这种以双螺旋为特点的深层情感结构，产生出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行健”般崇高为内涵的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力量，这也是解释中国现代化社会过程中若干奇迹事件的文化逻辑。[1] 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殊性，李泽厚表述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把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强纳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特殊性当中，无疑是正确的。从一个半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来看，特别是结合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来反思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我认为，社会主义目标是一个重要的存在维度，理论上的表述也即是乌托邦的存在。1516年，在英国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英国大法官、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出版《乌托邦》一书，开启了现代性中一个重要维度的研究和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更合理，更符合人性的社会制度的可能性问题。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这座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都城，写下了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人性异化及其灾难，讨论了走出异化，在符合人性的意义上进行人类活动和生产的可能性问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启从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思考人类走出异化状况的可能性问题，这一思路及其理论方法，在今天的人文学科研究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2年，由上海交通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国际研讨会，同名会议论文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作为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由部分参会者撰写的著作For Humanism-Exploration in theory and politics于2017年由英国Pluto Press出版社出版，把在当代术语境中重新思考人道主义、人性、人类解放的可能性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严肃认真地提出来了。[2]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思考中国社会的现代性，以及审美现代性，在理论上包括三个基本的维度：（1）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创造力、人性异化的必然性、“恶”的历史作用，以及现代悲剧诞生的社会基础等等内容；（2）乌托邦或者说社会主义目标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这种必然性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里暂时不可能实现的必然性，包括现代悲剧的艺术呈现和现实实践的方式等等；（3）传统文化、历史记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系统，在当代文化中传承、呈现和再创造等等。关于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理论特质的把握，本文作者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作为一个后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十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历史奇迹的文明古国，文化系统中仍然保留着十分强健的“自强不息”的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不是简单以“剩余文化”的形式存在于当代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情感结构中，而是以乡愁乌托邦的形式，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来。我们认为，把过去的历史记忆，文化的传统以及中国文化对待人生悲剧的独特理念，在当代社会和文化语境中重新激活，使之成为一种抵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冲击力，缓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巨大痛苦的文化形式，用一种女性化的方式，一种优美而哀伤的情感结构，一种抒情而缠绵的审美话语，去探索一种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自我拯救，而是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形式，这是中国社会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征。在理论上，我们倾向于把中国的审美现代性与英国的审美现代性作一个比较，这种比较的基础就是在人类学的意义上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 在人类历史上，英国虽然不是文明古国，在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英伦三岛还处在某种蒙昧的状态中。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英国却一跃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国家。英国不仅是文艺复兴的重镇，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光荣革命”、“宪章运动”都在历史上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英国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开创者之一，是现代经济学、科学技术的奠基者。牛顿、达尔文、亚当·斯密、托马斯·莫尔、霍布斯、莎士比亚、大卫·休谟等等都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产生了十分关键的影响。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研究，也是在英国完成并成功地向全世界传播的。从理论上说，将英国的审美现代性与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做出一个比较分析，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讲，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 首先，英国虽然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但是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和天主教仍然具有十分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宗教信仰还在不同程度支撑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英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宗教人类学始终是文学艺术的重要背景和支撑。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现代生产方式和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和文化是以暴力介入的形式进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华文明和中华帝国被已经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列强一次又一次地强暴和欺凌，然而，面对强大而不可抗拒的现代化压力、中华文化从来没有陷入彻底的崩溃，没有完全彻底地绝望，一种悲悯而倔强的精神和情感力量始终缠绕在中华民族有血性、有良知、敢于担当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这种我们称之为“悲剧人文主义”的悲剧观念，其现实的基础是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现代化过程的悲剧性，其文化基因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不可不弘毅”、“士可杀不可辱”、“只可寸寸折，不可绕指柔”的那种悲剧性的崇高精神。在李叔同的《送别》、鲁迅的《野草》、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电影《黄土地》、《刺客聂隐娘》、《百合》等优秀的作品之中这种精神和文化始终存在。这是中华民族以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和精神可能达到的境界之证明。 其次，在英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工业革命对历史的改变，是社会现代化过程的基本标志。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看到，经济学、物理学、生物学，在英国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处于核心地位和起着引领作用的学科。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从文学艺术和文化改造开始的。纵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文学艺术始终引领社会变革和发展，始终是处于核心地位和起到引领作用的学科。文学艺术始终引领社会变革和发展，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从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经过抗战时期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抗美援朝时期的文艺工作团的作用，从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到改革开放初期文学艺术的“爆炸式”出现，一直到最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重大发展，一方面文艺成为社会变革的预演，另一方面，文学艺术提供了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价值规范，或者说精神的脊梁。 第三，英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段状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第一至第三卷都有详细而深入的论述。在英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个人主义、现实至上的原则以及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是英国社会和文化的主要特征。相比较而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由于巨大的战争创伤和文化创伤，在近邻日本已经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中国处在现实无比沉重、往事不堪回首的状况中，因此挣扎着走出围墙，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未来，就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又一个突出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一个契机，红色乌托邦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且产生了强大而持续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坚守和对资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使中华文化在二十世纪，生长出一种我们称之为“乡愁乌托邦”的文化形式和审美现代性的一种模式。从李叔同的《送别》、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到电影《黄土地》、《三峡好人》、《香魂女》和周晓文的《二嫫》与《百合》，一直到我们正在分析的冯小刚的电影《芳华》。我们认为，在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情感结构中，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以一种“双螺旋结构”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两者互相缠绕，相互补充，有时也呈现出相互矛盾和冲突，使乌托邦的空间成为一个动态的空间，一个具有相对自主能力的动态空间，成为一个与现实语境可以达到交流与转化的生动的乌托邦，一个具有人性和具体感性的乌托邦，从而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 在电影《芳华》中，如果说文艺女兵的青春芳华是乡愁乌托邦，那么，部队文工团则是一个巨大的红色乌托邦的机器，如果说少女暗恋是乡愁乌托邦，那么，“活雷锋”的弗洛伊德版的爱恋，则是一个扭曲了的红色乌托邦，如果说歌曲《绒花》、《送别》、《沂蒙颂》、《夏日最后一朵玫瑰》是乡愁乌托邦，那么，《草原女民兵》、《洗衣歌》、《绣金匾》、《英雄赞歌》、《送战友》则是红色乌托邦的艺术表达。在电影《芳华》中，这两种乌托邦与不同的影像叙事组成不同的声像蒙太奇，有效地把那一个具体语境中十分复杂的现实生活要素呈现出来。 在电影《芳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对刘峰这样一个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批判性嘲弄。刘峰是那一个集体，那一个时代的优秀者和“老实人”，但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关系中，他十分合情合理地成了“不洁者”和“替罪羊”，成了被放逐的对象。这是一个红色乌托邦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乌托邦本身被质疑和放逐的悲剧。从历史的角度看，这里面的悲剧观念是一种值得深入剖析的典型个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