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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乡愁—文化记忆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情感结构

http://www.newdu.com 2018-08-08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王杰 何艳珊 参加讨论

    摘要: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艺术的审美现代性就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情感结构和表达逻辑,即:一种带有两个内核驱动的动态双螺旋结构。这两个内核分别是“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它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几乎同时产生,但在文化性质和情感导向上则存在巨大差别。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组成的双螺旋结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充满张力的情感空间,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依托。本文结合冯小刚的《芳华》、周晓文的《百合》等作品对此展开具体分析。
    关键词:乡愁乌托邦、红色乌托邦、文化记忆、情感结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形成及其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14AZW004)
    作者简介:王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何艳珊,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特聘教师,音乐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音乐美学史研究。
    在中国现当代艺术中,苦难意识一直是十分突显的特征。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到散文集《野草》,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到陈忠实的《白鹿原》,从李叔同的《送别》到沈从文的《边城》,再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从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长征组歌》;从电影《春蚕》到《英雄儿女》,从《霸王别姬》到《百合》和《芳华》……在某种意义上,整个中国文学艺术的现当代发展史,无论在主题、表达方式,还是美学风格,苦难以及对苦难的艺术表达都是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认为,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艺术的审美现代性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结构和表达逻辑,对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和思考,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作出更为深入的理论阐释。
    1991年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理论家弗·詹姆逊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通过对鲁迅小说的阐释,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艺术风格,例如中国文学的美学风格概括为“民族寓言”。他指出现当代的中国文学艺术事实上是整个民族奋发图强,努力改变被压迫、受欺凌的悲惨命运的寓言化表达,或者说象征性表达。在1995年,我曾在《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中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表述为“余韵”。2016年,我在论文《乡愁乌托邦:乌托邦的中国化表达》中对这个问题又从现代悲剧观念的角度做出过进一步地论述。下面,我继续沿着这个学理路径对此问题展开分析。
    一、 电影《芳华》中的“乡愁”与悲剧观念
    2017年冬季,冯小刚导演的电影《芳华》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影响。有趣的是出现了评价截然相反的情况,对《芳华》的评价产生出十分明显的“感受性的分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多语境叠合状况的一个较好的案例,是用审美人类学的方法阐释当代艺术作品在审美意义方面呈现滑动性的一个标本。电影《芳华》起首和结尾处的伴音都是另外一部拍摄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小花》的插曲。电影通过这种方式,把当代人的观影经验与过去的某种历史记忆或者文化记忆联系起来。我们先来看这首歌名叫《绒花》的歌曲的歌词:
    《绒花》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
    那是青春吐芳华,
    铮铮硬骨绽花开,
    粒粒鲜血染红它,
    啊~啊~
    绒花,绒花
    啊~啊~
    一路芬芳满山崖。
    ……
    《绒花》是电影《小花》插曲。在电影中,伴随《绒花》的电影画面是:解放军战士身负重伤,游击队员抬担架上山,陡峭的山崖上,为了保持担架的平衡,在前面抬担架的女游击队员用膝盖触山路跪着抬担架上山崖。汗流淌下来了,血流出来了,女游击队员倔强地一步一步地将担架平稳地抬上山顶,送去战地医院抢救。在这里,战胜人间的艰难困苦,牺牲以及奉献,与青春绽放芳华是同一过程。在苦难、沉重和悲苦中,爱情的力量和革命的理想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我们看到,正因为苦难催开的花朵格外美丽、特别“英雄”,因此,“一路芬芳满山崖”。在电影《小花》的这个场景里面,无疑有一种十分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电影《芳华》从《小花》插曲《绒花》开始,又以《绒花》为结束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绒花》中包含着导演对《芳华》的艺术理念和美学定位。
    从美学的角度看,电影《芳华》是一种以“乡愁”为基本美学风格的作品,从现代悲剧观念的角度看,电影《芳华》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区文工团文艺女兵的青春故事,叙述了在整个社会都遗弃和否定乌托邦的语境中(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时代),乌托邦的存在方式及其意义。
    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看,电影《芳华》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其一,在情境和场景的设计上,《芳华》将军区文工团的大门作为一个主要的关键场景或者说道具。在电影中,正是这个大门把部队文工团的世界与不断发展变化、熙熙攘攘、充满着混乱、矛盾、痛苦、甚至残酷的战争的外部世界清晰地分割开来。在《芳华》中我们看到,在文工团的大门之内,有美丽少女的身体,秀美矫健的大腿,优美的音乐和动人的舞蹈,再加上少女怀春的浪漫等等,整个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桃花源,一个人为构建起来的祥和美好的乌托邦世界。在电影《芳华》中,从何小萍来到部队文工团、到毛泽东逝世时庄严静穆的灵堂,再到何小萍依依不舍地告别刘峰,一直到最后,刘峰从海南商战的失败中拖着一身的疲惫和落魄,再次从军区文工团的大门外进入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文化遗址”时,军区文工团的大门始终默默地站立在那里,是所有重大事件和关键情节发展的见证。在电影《芳华》中,文工团大门这个建筑物构筑起一个现代祭坛,把整个部队文工团作为一个特别的文化景观、一个乌托邦的载体,把充满芳华的青春,视觉性地理想化和神圣化了。
    其二,电影《芳华》的伴音和配音主要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不同时期的革命歌曲。按照这些歌曲在电影中出现的顺序,它们分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电影《小花》插曲《绒花》、《草原女民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沂蒙颂》、《洗衣歌》、《绣金匾》、《英雄赞歌》、《驼铃》等。另一方面,电影《芳华》的配乐,除了作曲家自己创作的配乐之外,主要选用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抒情性很强的几首老歌,包括邓丽君唱的抒情歌曲,李叔同创作的《送别》,流行歌曲《浓情万缕》,以及《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柴可夫斯基、巴赫等外国的乐曲。在《芳华》中,音乐和歌曲是整个电影重要的表征媒介。从审美感知的角度讲,《芳华》的声像蒙太奇成为激活和唤醒观影者文化记忆和历史记忆的主要方式。
    电影《芳华》的题材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在文化方面的一个特殊现象——部队文艺工作团。本文以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艺的功能和作用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功能始终处于十分紧密的关系中,且文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而在中国的审美现代性的情感结构中,悲剧观念又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电影《芳华》以“文革”后期至中国全面进入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历史转型期为背景,以三个文艺女兵的爱情故事为叙事线索,比较生动地把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两个基本主题“革命”与“乡愁”,包括红色乌托邦与乡愁乌托邦的复杂关系形象地呈现了出来。在电影的叙事方面,何小萍、萧穗子、汪丁丁代表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三种爱情模式:自我牺牲型、现实主义型、自恋功利型。刘锋的悲剧性在于,他作为一个红色乌托邦的现实存在的形象或者说代表,却因为贪婪美貌深深地爱上虚荣、世俗和极度自恋的独唱演员林丁丁。因此,上演了一场从全团最为耀眼的“英雄”和“好人”,悲剧性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即“犯严重错误的坏人”。刘锋人生轨迹的悲剧转折点,在于“触摸”了美人林丁丁。尽管林丁丁是一个常被现实中有特权的人物摸和抱的并不干净的美人,但是当刘峰满怀了纯洁爱情去拥抱林丁丁时,却使自己瞬间转变成一个“不洁之人”,一个现实中各种不合理现象的“替罪羊”。与刘峰的人生轨迹相反,何小萍因为父亲是个被判刑的劳改犯,从小在继父家就没有感受到人间的一点温暖和关怀。她充满着倔强的自卑,使她忧郁而又极度勤奋,用牺牲和放弃,谨慎地维护着自己十分脆弱的尊严。从加入文工团的第一刻起,在这个充满着社会偏见和文艺兵特有的矫情的封闭性空间里,何小萍始终就是一个异在者,一个“局外人”,一个非我族类的存在。在排练舞蹈《沂蒙颂》时何小萍悲剧性地被全团放逐和羞辱。
    从传统价值观的角度看,何小萍和刘峰所体现的或者说践行的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等等,都是积极价值的承载者,或者说价值体现。然而,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也就是现代化过程中,这些价值都失效了。虽然理论上,它们仍然是人类的理想和更优秀的人生目标的标准,但是,在现实的、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都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成为异类的存在,成为打上引号的存在。因此,生活呈现出了它冷酷而真实的一面。在电影《芳华》中,部队文工团的大门被表征为一个仪式性的象征物,从何小萍入伍成为一个文艺女兵,到何小萍在这个有哨兵对进入者敬礼的象征之物前与刘峰惜别,从毛泽东逝世、文工团大门被布置成灵堂到文艺团被解散后若干年,刘峰拖着残疾的身躯来这里怀旧,在人去楼空的废墟中找到何小萍破碎的影像等等,正是这个文工团的大门,把部队文艺工作团这样一个乌托邦世界,一个青春和美丽绽放芳华的世界,与外面充满着争斗、战争、流血和肮脏的世界分别开来。电影通过将何小萍和刘峰放逐出文工团,把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的悲剧性,用电影叙事的形式展现给我们。
    在美学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电影《芳华》大量使用红色乌托邦的歌曲,通过这些包含着丰富红色基因的“老歌”的回旋性表达和声像蒙太奇的创造,有效地将沉重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记忆激活,成为新的审美意义的重要因素。例如“何小萍受辱,刘小峰起身相助”这一场。在这里,现实和历史事实正好颠倒了。《沂蒙颂》是以真实故事改编成艺术作品的,反映的是解放战争初期,山东革命老区的年轻妇女,在山上遇到在战场上身负重伤的解放军战士,这名战士因失血过多,生命垂危。年轻妇女解开衣襟挤出乳汁抢救伤员。这个故事在1973年被中央芭蕾舞团改编为四场芭蕾舞剧《沂蒙颂》。197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同一题材拍摄成电影《沂蒙颂》。歌曲《沂蒙颂》就是对那一段历史遗迹,那个特殊年代才有的感人的军民鱼水关系的浓缩化、象征化和符号化的表达。
    《沂蒙颂》
    蒙山高,沂水长
    军民心向共产党,心向共产党
    红心迎朝阳,迎朝阳
    炉中火放红光
    我为亲人熬鸡汤
    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
    添一瓢沂河水,情深谊长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为人民求解放
    重返前方,重返前方
    在电影《芳华》中,《沂蒙颂》优美的旋律加上精心编排的舞蹈,色彩鲜艳的演出服,创造出一个新的审美幻象。首先,给人青春和美好的印象。然而,与这段优美的旋律相联系的,是何小萍的男舞伴当众拒绝合作,而且公然羞辱何小萍。如果我们了解《沂蒙颂》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老区的年轻妇女,把战场上负伤的战士当作自己的亲人,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以及其中传达出的十分动人的爱和勇敢的力量,那么对比就会更为鲜明。因为对何小萍进行羞辱的理由正好就是:她来自底层,身上有底层人民的味道——因为劳作而流汗。在这个时候,刘峰站了出来。虽然他有十分严重的腰部伤病,难以完成节目所要求的托举女演员的动作,但是,他还是挺身而出,给了何小萍在苦难生涯中的一个支撑。正是这种担当和奉献,在心静如水的何小萍胸中激荡起了爱情的火花。后来,在何小萍已经成为一个重病人的情况下,当她再次听到《沂蒙颂》的旋律,才会情不自禁地在月光下独舞,显露出优美的舞姿、流畅舒展的动作,以及满脸的幸福和满足。令人遗憾的是,曲终之后,何小萍和其他人一样,又回到那个被污染、受歧视、弱者的诉求无处申诉的悲惨世界,一个没有乌托邦,没有激情,以及理想和青春难以绽放芳华的市场经济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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