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界经历了从解放思想到砥砺创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开始对西方文论跟风式地大量引入，到对这种盲目引进与全盘接受的反思，中国文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开始了对自我道路的探寻。21世纪以来，在对于文论“失语症”的论战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努力中，中国文论走上了转折发展的话语创新道路。这一发展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为内在轨迹，使得古代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都获得了崭新的生机。在杂语共生的时代中，尤其是近十年以来，随着对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变异认识的深入，中国文论话语渐渐呈现出理论创新的局面。 在历史上，中国是文学理论大国，与西方文论、印度文论鼎足而立。[1]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文论话语却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失落过程。在20世纪上半叶激烈的东西方冲突中，中国以崇拜的心态从西方拿来了古典与现代的各种理论与主义，抨击传统文学与传统文论话语观念，形成了一种“以西释中”的阐释模式。新时期以来，随着解放思想的全面展开，西方文论被进一步引入国内并掀起热潮。西方文论的引进，确实起到了活跃思想、开拓思维的作用，但却也使中国文论话语陷入了从被动“失语”到主动“沉默”的怪圈，导致偌大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成为西方文论的注脚。1995年季羡林先生在《东方文论选》序言中就提到：“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2]。相比之下，西方文论话语在国内大热，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各种西式话语在中国文化界“大行其道”。由于长期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中国文学理论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中国现当代文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丧失了言说自我的能力。[3]“失语症”的问题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研究界的强烈反响并进一步扩展开来，从文学理论延伸至艺术、传媒、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4]，显示出这一理论在应用上的有效性与影响力。在此基础上，中国文论界开始了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道路的探寻，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中国文学理论话语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人文社科理论话语创新甚至成为国家的文化发展创新战略[5]。 新时期中国文论话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对古代文论话语的重新认识。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不仅面临着西方学者因文化差异与优越感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误解，也需要回应许多中国学者的对古代文论有效性的否定。有学者认为古代文论已脱离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语境，缺乏创新的可能性。殊不知正是“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不熟悉，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6]没有自己的话语，遑论对我国文学合法性的言说。新时期之初，随着文学审美性的回归，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研究重新开展起来。杨师明照先生、郭绍虞、罗根泽、王元化、王运熙、罗宗强、张少康、侯敏泽等先生的的古代文论注疏校勘与批评史研究的力作，接续了民国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此外，与西方诗学相对的“中国诗学”的概念得到了更普遍的应用。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1992）、袁行霈的《中国诗学通论》（1994）都是这一中国诗学体系建设思想下的产物。钱中文先生1992年在开封举办的“中外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就提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1996年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上进一步指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的重要作用，并先后撰文强调这一议题。在“失语症”问题的推动下[7]，“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作为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重要基础，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回应。陈伯海肯定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可能性与必要性，他指出古代文论的发展将“从以往侧重对‘史’的研究，逐渐转向以后对‘论’的研究的加强”，而在从史到论的研究方向的转变中，需要把握古代文论的基本精神与内在体系[8]。罗宗强、蒋寅、周宪、陶东风等人则先后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反思，质疑“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合法性，掀起了文论话语建设论战的高潮。经过20余年的发展，这一命题极大地激发了学界的创新力。 为了将中国话语重建的命题继续向前推进，笔者进一步提出了中西文论话语的“异质性”与“变异性”问题[9]，所谓“异质性”、“变异性”，是指在知识形态的意义上，认识到中国传统文论有别于西方诗学的知识背景谱系与形态质地，“如果‘异质性’的问题不解决，不管是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还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其实都是无根的”[10]。余虹在《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1999）中也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在文论和诗学定义上的差异，并认为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虽然其在研究中缺乏对文学共通性的关注，但它确实对“以西释中”的研究范式起到了当头棒喝的作用，在中国文论发展中无疑是一大进步。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古代文论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并开始了这一实践。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重建”提出至今，中国学者们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李思屈的《中国诗学话语》（1999）、李清良的《中国文论思辨思维研究》、曹顺庆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2000）及《中国文化与文论》（2001），从微观的流派与概念整合到宏观的文论研究对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进行了梳理，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初具规模。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的创新还有包括对文学本体性的讨论、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关于新现代性的争论、文学理论边界的扩展和文化诗学等，限于篇幅原因，就不一一赘述了。而“理论必须争得其固有的品格——多样与创新，在多样与创新中淡化与消解简单化与庸俗化，建立符合文学自身特征又能促进文学发展的文学观”[11]。在文论话语的创新中，交流与争鸣所激发的多元显得尤为重要。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关键在于“在继承传统文学艺术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艺术、与21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与艺术息息相关的话语系统”[12]。本文重点谈谈从“以西释中”到“以中化西”的西方文论中国化创新道路。 文学变异学最早在《比较文学学》[13]（2005）中提出，这一理论完善了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以同一性为基础进行比较，忽略了文明之间异质性与变异性的做法，首次将异质性与变异性作为比较的前提与可比性的基础，并论证了被西方学者所忽视的比较文学可比性问题。同时，《比较文学学》强调的跨文明研究更是打通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界限，建立了以异质性与变异性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研究模式。2013年，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Verlag）出版社出版了笔者的英文著作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该书系统地介绍了将文学变异学理论介绍到世界比较文学理论界，并得到国际诸多知名学者的关注与好评[14]。此外，由于东西方的社会与历史传统存在较大的差异，新时期之初在西方文论话语的大量引入中，往往存在着不少误读式的挪用。许多重要的西方理论，如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等等都出现了变异，变异学理论的提出正可以对这一现象进行诠释。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文论话语的引入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异，而变异的出现，正是中国文论话语创新的动力所在，中国文论话语逐渐呈现出从“以西释中”到“以中化西”的中国化创新转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发展迅速，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但我们仍可以从不同的理论中发现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联系，并概括出在其中相通的诉求和理念。古代文论与比较诗学的发展也不是截然分立的，而是中国理论话语发展的不同层面。无论是失语症所传达出的“创造性缺失的焦虑”，中国文论重建过程中呈现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还是比较诗学中表现出的变异性与对话精神，都是中国文论话语在重建自身道路上的摸索与创新。虽然目前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发展仍存在着许多争议，但这种争议应当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的变异性加以接受。“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与比较诗学的发展是相伴而行的，其产生根源都与西方文论的引入密切相关；同时，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又为比较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只有形成中国的文论话语方能更好地实现东西方的诗学对话，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中国社会与文化在近代以来无疑受到西方的重要影响，一方面西方文论中的一些观念被引入中国文学研究当中，另一方面西方与其他文明也成为中国文论对话的对象。早期的西方文论中国化变异，就已经在一批名家大师的研究中呈现出来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人间词话》（1908）、朱光潜的《诗论》（1943）、钱钟书的《谈艺录》（1948）等就以一种比较的思维开始了对东西方比较诗学的早期探索，但这些探索往往建立在中西文论互相阐释的的基础上，阐释的变异随处可见。中西对话与比较诗学的系统阐释与变异，成为中国文论话语的重要创新点。1979年钱钟书的《管锥编》，以其极强的跨学科、跨语言、跨文明特质标志着新时期比较诗学研究的展开。此外，王化元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分别从古代文论与美学研究的角度，对东西方理论进行了比较与相互阐发。1988年国内第一部以比较诗学命名的著作——笔者的《中西比较诗学》出版，该书对中西诗学比较的范畴进行了整理，较为系统地确立了东西方比较诗学的理论框架。十年之间，中国的比较诗学就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之后的20年中，黄药眠、童庆炳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以及周来祥、陈炎合著的《中西美学大纲》（1992）等著作推动了话语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1993）、曹顺庆的《东方文论选》（1996）等东方诗学研究则对中西二元模式进行了突破，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1992）、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1998）等则体现出从意义生成模式上对东西方诗学话语差异的比较。中国比较诗学的话语逐渐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发展道路。走过20世纪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对话、交融的世纪。对东西方共同的文学主题的互照、互译与互释，西方文论中国化成为发展的新动向。如今，在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与西方理论界的互动增多，西方的文论研究中对中国文学的言说不再仅仅成为西方霸权主义的一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参与到国际化的讨论当中，开始文学理论话语的创新，越来越多地掌握话语权，文学变异学与文学的他国化理论就是一个重要的文论话语创新成果。 在“杂语共生”的社会，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建设需在吸收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精华的基础上“别立新宗”，以我为主，化西为中。其中重要的理论创新在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古今通变与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变异，唯有如此，中国文论话语的发展方能广收博取，自铸伟辞，走出自己独特的文论话语创新道路。 参考文献： [1] 季羡林.序东方文论选[M]. 曹顺庆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 [2] 季羡林.序东方文论选[M]. 曹顺庆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 [3]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02)。 [4] 曹顺庆、黄文虎 失语症:从文学到艺术，《文艺研究》，2013年第6期。 [5] 王伟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求是》2017-05-18 [6] 曹顺庆. 无学术大师时代的文艺学危机[N]. 社会科学报,2009-12-24(005):2. [7]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和文仕病态》载《文艺争鸣》１９９６年第二期：曹顺庆等《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研究》１９９６年第二期） [8] 陈伯海,黄霖,曹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三人谈[J].文学遗产,1998(03):1-9. [9] 《比较文学学》， 曹顺庆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0] 曹顺庆.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J].文艺研究,1999(04):37. [11] 钱中文.世纪之争及其更新之途——二十世纪中外文化交流中我国文艺观念之流变[J].文学评论,1993(03):119. [12] 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02):19. [13] 《比较文学学》， 曹顺庆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4] 参见 Cesar Dominguez, HaunSaussy, and Dario Villanueva, 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50. 以及Bernard Franco, La LitteratureCompareeHistoire, domaines, methodes. Armand Colin, 2016. Svend ErikLarsen，Book Review: Cao, Shunqing.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idelberg: Springer Press, 2014, 252pp. Orbis Litterarum, Vol 70, Issue 5, Oct 2015, P.4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