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一九八八年，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对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贡献作了如下的评论： 她全部创作之丰富和成就之巨大——不仅是九部小说、女性主义文章、书籍评论和罗杰·弗莱伊传，而且还有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日记以及书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她去世后出版的，现在还不断出版——使她一度曾被指责为狭隘的作品变得越来越成为她的时代、她的精神世界和现代艺术思想的精髓。 这段话可以说概括了伍尔夫在文学上的成就。从她一九一五年发表《远航》以来，读者和评论界对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主要认为她是一个反传统的先锋派作家，以意识流手法和创作技巧上的创新见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心理传记派、心理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文论派、女性主义评论家、从作品的社会政治性进行分析的研究者、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入手的分析家已经用今天存在的一切文学理论从一切角度对伍尔夫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为读者深入了解这些难懂的作品提供了方便。 伍尔夫认为，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不能捕捉住真正的生活。她眼中的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现实是变动不已的、未知的、不受拘束的、像一个明亮的光轮般的人的精神世界。她的全部创作活动就是探索一种手段，以求最好地表达她所理解的这种生活，这种真正的现实出于对生活和现实的这种独特理解，她自然认为传统的创作方法只能反映事物的外部，反映不了事物复杂多变的本质。她认为作家必须站在作品中不同人物各自的立场上去观察、倾听、思考，把所得到的印象、情绪、心境、氛围重新组织，再现出生活与现实的精神和实质。伍尔夫从个人的感受出发探索生活的价值，这使得她的作品带上了强烈的内向性。她逐渐发展了一种灵活多变的、印象主义的、重表现思维不重表现行动的创作风格。 这次翻译出版的伍尔夫的三部作品《雅各布之屋》《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充分反映了她作品的特点。这三部都是意识流小说，如果说还有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情节的话，那么情节也是简单得一句话就可以说完。例如，《达洛维夫人》写的是一九一九年夏季某天，达洛维夫人早上出门为晚宴购物到晚宴结束的一天的生活，这无论是在吸引读者去读这本书或帮助读者去理解这部作品上都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是三部怎样的作品，我们应怎样阅读它们呢？ 《雅各布之屋》是伍尔夫所写的第三部小说。在此之前发表的《远航》和《夜与日》是用较为传统的创作手法写的。《雅各布之屋》是伍尔夫第一部开始采用意识流手法的实验作品。她不顾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在描写事物时如电影中镜头般迅速化出化入，贯穿整个作品的是作者的观察和思索。伍尔夫不断变化叙述的角度，甚至创造了一些主要作用只是为了叙述他们对雅各布的印象的人物。雅各布的一生，从童年到离家去剑桥大学读书，到在伦敦有自己房间的独立生活，到他短暂的法国和希腊之行，以及最后在战争中阵亡，都是通过他留在亲友心目中的各种不同印象，以及他的内心活动反映出来的。他一生留下的具体的、可触摸的痕迹只有他在伦敦独自生活时所住的那个房间，里面有他的私人用品，这些遗物又在认识他的人的心中激起对他的回忆。读者在阅读时感到仿佛在翻阅主人公的一本相册，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幕幕生活的横断面，没有引言、没有结语，始终捕捉不住人物的性格和特点，使人感到一种朦胧的神秘。作者在环境的描写中往往蕴涵着象征意义，往往用评论点出寓意，用人物对事物的观察表现主题。一些评论家指出，在这样一部散文诗般优美却又含义晦涩的作品中，伍尔夫充分写出了她对战争的反感。作品中充满了对英国教育文化结构的辛辣抨击，它使年轻人充满了尚武思想，变成心甘情愿的战争牺牲品；揭示了古老的所谓知识至上的最高学府如何生产着一代又一代傲视众生的、权力和特权的接班人。 《达洛维夫人》的结构框架是女主人公克拉丽莎生活中的一天，这一天的主要活动是达洛维夫人在家中举行的晚会。但是读者面前展现的远不止她一天的所作所为，而是她的一生、她的性格和她和家人、朋友的关系。三十多年前的旧情人彼德的出现勾起了她对自己少女时代的回忆，眼前的事物使她思索自己目前的处境、老年的来临带来的对死亡的恐惧、客人的到来引起的对人际恩怨的回顾。除了克拉丽莎外，作者对彼德和在战争刺激下精神失常而自杀的塞普蒂默斯的内心世界也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通过每个人物的回忆、联想、希望、幻灭，作者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进出于人物的内心世界。伍尔夫时而停留在某个人物身上，随着人物的意识活动在时间上任意前后跳跃；时而停留在时间的一点上，从一个人物跳跃到另一个人物身上，展示出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人物的不同活动和思想。当作者探索一个人物的内心活动时，往往不时用各种方式暗示是谁的内心活动，以免读者在人物自由联想的过程中失去了线索；而当她的笔要从一个人物转到另一个人物身上时，她往往用伦敦大本钟报时的钟声先把读者带回现实之中，然后再转到另一个人的意识中去。在对人物纷繁的意识的表现中，读者能够感觉到一条贯穿其中的主线，那就是作者对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审视。她活灵活现地写出了统治阶级的愚昧，充满了粗暴的男性至上观念和对王室及帝国的盲目崇拜和效忠。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使一些受害者绝望自杀，另一些寻求安逸，放弃了追求。 《到灯塔去》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窗”描写的是拉姆齐教授一家和几个朋友在海滨度假生活中一个下午和晚上，中心是晚餐。第二部分“岁月流逝”用淡淡的几个镜头和回忆，展现了这所别墅因主人在战时无瑕来度假而逐渐破败下来，而在此期间，拉姆齐家中夫人及长女先后死去，长子也在战争中阵亡。第三部分“灯塔”讲的是十年以后拉姆齐先生和小儿子詹姆斯、女儿卡姆乘小船去到了灯塔，实现了十年前詹姆斯的愿望；画家莉莉·布里斯科终于完成了十年前开始而因找不到感觉停顿下来的那幅拉姆齐夫人和小詹姆斯的画。 表面看来，这部小说就像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的懒散的消夏生活，充满了没有起点也没有结尾的社交闲谈，人们对生活中一些人和事的反映，以及由此而生的联想。没有惊人的事件，没有太多的活动，平平谈谈。所反映的生活现实，用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的譬喻来形容，很像坐在一列疾驶的火车中的人向窗外看去时的感觉，他看见人群、景物在窗外闪过，目光刹那间停留在某处，似乎感到看见了什么，但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伍尔夫心目中的现实和生活，即一个笼罩着我们的半透明的外壳。小说中的情节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如莉莉作画，到灯塔去等，但象征的究竟是什么，亦即小说反映的主题思想是什么，评论家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阿诺德·凯特尔在《英国小说导论》中提到伍尔夫这部作品时说，“要想恰当地说出《到灯塔去》表现的是什么是极其困难的。许多评论家使用了‘象征’这个字眼，但看来在究竟象征着什么上，他们之间极少有共同看法。” 以灯塔为例。戴维·戴希斯在分析了小说的各个方面之后认为，灯塔“既是个独特的存在，又是不断变化中的历史的一个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到达灯塔意味着和自我以外的真实世界接触，放弃自我的独特性，接受客观的现实。”A.D.穆迪则认为，拉姆齐夫妇对现实的不同理解在灯塔身上达到了一致；一方面灯塔是建立在光秃的岩石上的坚实的物质存在，这代表拉姆齐先生的理性和物质的现实；另一方面从灯塔内发出的闪光象征着拉姆齐夫人所代表的精神的现实，这是生活的本质。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确实是通过拉姆齐夫妇表现了两种现实观。而且力图寻求二者结合的可能。伍尔夫本人是重视物质现实在人的内心和精神上的反映的。 对伍尔夫作品的认识和理解，从评论界到读者都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她的作品开始出现后，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前面已经提到，早期评论界主要对她的现代派手法感兴趣。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对伍尔夫的研究进入了多角度的审视阶段，这与昆廷·贝尔（Quentin Bell）于一九七二年出版了伍尔夫的传记有直接关系。贝尔不仅了解伍尔夫，而且大量利用了伍尔夫从未发表过的私人材料。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随着伍尔夫日记的编辑出版（1977—1984，五卷集）和七卷书信集的出版，特别是在伍尔夫的丈夫莱昂纳德于一九六九年去世后，在夫妇二人留下的材料中发现了伍尔夫许多生平回忆片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她去世前不久写的关于个人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回忆随笔》（Sketch of the Past），后为汇编成集，这就是一九一六年出版的《顿悟时刻》（Moments of Being）。同时，她的许多小说的初稿被陆续出版。她生前匿名在《泰晤士报文艺增刊》上发表的文章，经过研究者的查证汇编成六卷《弗吉尼亚·伍尔夫文集》。一九九○年，米切尔·李斯卡（Mitchell Leaska）编辑出版了伍尔夫一八九七到一九○七年的日记及文章集《炽烈的艺徙》（A Passionate Apprentice）。在她逝世五十年后，她的文集全部出齐。这大量“新作”的通现，将伍尔夫的研究推入了高潮。各路评论家都在伍尔夫的研究上大显身手。 心理传记派评论家如鱼得水。如梅法姆（John Mepham）在《弗吉尼亚·伍尔夫：文学生平》（Virginia Woolf:A Literary Life）中强调她创作的创新试验，认为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反映一种不同的技巧和形式的创新，而她的每一个尝试都是为了寻找一种反映意识和生活的新方法。她整个的创作生涯是一系列企图解释生活的永无穷尽的努力。他认为伍尔夫受到自己性格的不同方面、自己的不同信念和不同功力的影响和驱使，因此会时而重墨于人物的内心世界，时而描绘使人物处于特定心态中的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她本人是重重矛盾的混合体，体现在作品中就要构成了这样一些特点的共存：既不切实际又物质主义，既有神秘主义又有政治性，既是诗人又是社会批评家，既重事实又重幻想。 有的评论家则从社会政治角度分析她的作品，如亚历克斯·兹沃德林（Alex Zwerdling）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现实世界》（Virginia Woolf and the Real World）一书中，向认为伍尔夫的作品没有政治性、不关心社会问题的观点提出挑战。（伍尔夫的丈夫莱昂纳德评价妻子是“自亚里斯多德创造了‘政治动物’一词以来最不具有此特点的人”，这对早期的伍尔夫评论家有很大的影响。）兹沃德林认为伍尔夫一生对社会权力结构和运作极感兴趣，并受到挑战及改革这个权力关系的愿望驱使，是位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她相信人的个体经历是在社会现实中形成的，她力图在作品中反映这一形成的过程。不仅是她的女权主义的文章中有强烈的社会性，兹沃德林认为她所有的小说都具有这个特点，而对她本人心理的探究和对她作品中人物主观意识流动的超常兴趣使人们忽略了她作品中这方面的丰富内容。在兹沃德林之前，美国女权主义评论家就已指出，伍尔夫毕生都是个男权社会的批评者，因此兹沃德林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伍尔夫是个社会批评者的人，但是尽管兹沃德林同意罗斯(P.Rose)在《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平》（Woman of letters:A Life of Virginia Woolf,1978）中的观点，即认为伍尔夫感情和思想的核心是她的女权主义观念，他指出伍尔夫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决不是性别歧视所能够涵盖的。他在书中详细分析了伍尔夫作品中的社会内容，研究她创作每一部作品时的社会历史特点，他认为不如此则无法理解作品的真正意义。兹沃德林对伍尔夫对待阶级和财富的态度也做了很有见地的分析：伍尔夫和她圈子里的朋友——如布鲁姆斯伯里的成员——认为有钱的精英家庭所起的重要社会作用是提供知识贵族、负有继承并推进社会文明美德的责任(如对美的敏感、重视精神享受和友谊)。一战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中产阶级务实观念的流行大大冲击了知识贵族们的理念和自负，造成伍尔夫精神上的不安、混乱和绝望。 马克思义评论家对伍尔夫的阶级态度的分析评论集中在《达洛维夫人》上。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威廉·燕朴逊(Willtam Empson)的《作为政治讽刺文学的“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as a Political Satire，1932）。燕朴逊认为伍尔夫对统治阶层和对他们持批评态度的人都有着一定的同情，表现在对达洛维夫人晚会上的权贵既讽刺又羡慕的描述上。到一九七○年，特里·伊格尔顿在《流放与逃亡：现代文学研究》（Exiles and Emigres：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论点，他认为作者通过彼德·沃尔什这个人物反映了对社会的批评，但同时又把他表现成一个乖僻的人。小说对英国上层阶级的生活和社会习俗既批评又支持。伊格尔顿分析伍尔夫既意识到阶级存在的问题，又保有上层阶级的文化贵族的精神追求，因此不可能对社会问题持明确的批判态度。她所代表的是这样的一个阶层：它一方面偏离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但又依附于它，以保持自己有钱有闲的精神贵族的生活。在她的小说中也必然会反映出这种和上层阶级既有偏离又有认同的特点。霍桑（J.I lawtborn）在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异化的研究》（Vingina Woolf’s“MrsDalloway”：A Study in Alienation）中指出，作者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她圈子以外人们的劳动和生活的了解是片面的，因此虽然有时能看到社会弊端，却无法为她身处矛盾中的人物找到出路。 对伍尔夫作品的评价决不是一篇序言能够做到的。笔者只希望，读者在读了这篇短文后，能够充分利用作者给我们留下的巨大的赏析空间，去欣赏这位重要的英国女作家的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 伍尔夫作品的魅力正在于它们为读者留下了巨大的赏析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