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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谁的品味：视觉经验的创造与中国美学的转向 中国的问题比西方更复杂一些。历史是否已经终结？是否中国有讲述另一种历史的可能？不论如何，审美资本主义的逻辑借助全球化的力量似乎也在中国发生作用。近些年来，虽然贫富差距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的消除，但是消费主义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于生活富足的标准从标准配置的三大件变为有房有车。有学者指出： 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到1997年开始出现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从600多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来看，约有三分之一的商品始终是供过于求的，另外有三分之二的商品供给略大于需求。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长期匮乏而走上了丰裕社会，买方市场开始形成。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过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营销哲学已经过时，只有消费者的消费欲望被激发起来，产品才能更有效的销售出去，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才能够顺利进行下去。要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孕育出新的消费哲学—消费主义。 而且，对于奢侈品、艺术品的消费和占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欲望，由此产生的种种行为都昭示了对于某些强势的象征符号的普遍情结，甚至发展到畸形的阶段，如不惜卖肾来购买某国际品牌的电子产品。同时，对奢侈品和艺术品的消费也形成潮流。在2015年和2016年，尽管全球奢侈品消费品市场普遍低迷，而中国经济放缓及反腐倡廉带来一定影响，但是中国人对奢侈品的购买热情却有增无减。事实上从2010年以来，中国消费者一直是全球奢侈品市场最大的买家。据《中国奢侈品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消费者全球奢侈品消费达到1168亿美元，买走了全球约46%的奢侈品。尽管在2016年全球性奢侈品市场进一步下滑，甚至出现了全球各大奢侈品店在中国的关店潮，但是据2016年10月12日中国奢侈品市场权威研究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于上海发布《中国人境外购物报告》预计2016年中国人奢侈品消费将达1204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人仍买走了全球近一半的奢侈品。近两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也异常兴旺，2015年，中国收藏家不仅在国外以上10亿或上亿元拍下了不少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而且，在国内，齐白石、潘天寿、李可染等的作品的成交价都突破亿元大关。2016年则是近几年中拍卖品成交过亿元最多的一年，内地一共有8件。而在2016年12月27日，画家范曾在荣宝斋举办迎新画展的首日的销售额就高达3个多亿。作品开展时就被抢购一空，价格高达60万/平尺。所有这些现象似乎都说明中国人在近些年以来，消费观念、消费意识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人们所消费的不再是某种具有确定功用的商品，而是某种注入了观念、审美的幻象。即使从投资的层面来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也越来越将某种“无用之物”看成了产生价值的主要媒介。阿苏利指出：“……奢侈品和审美品味有共同点，都涉及所有多余的、无任何功用的东西，那些属于附属品和装饰品的东西。反之，出于需要、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衣食消费，则不可能成为品味消费——即无实际需求、纯为享乐的消费。审美判断力是一项没有任何回报的技能，除了满足虚荣和审美愉悦之外没有任何的作用，除非把它纳入出于商业目的的文化手段之列。”当代的审美资本主义正是将这种审美纳入到商业目的中去的作为文化手段的逻辑，整个社会都愈来愈意识到，不是功用之物，而是审美本身具有无限的增值的可能。 但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代的这种符号性消费中，消费的视觉性成为消费的本质性存在，有学者指出在当代社会中，西方学者称之为“视觉体验经济”：“视觉横穿了原本被视为非视觉的整个文化领域，从而改变了雷蒙·威廉斯所说的‘特定生活方式’。这种文化审美披着价值链和经济流的外衣，这个过程是在很大范围内发生的。”中国学者也指出：“消费行为或消费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视觉文化的表意实践”。事实上，不仅是具体的消费行为和过程，而且消费的动机于心理过程，以及消费的结果都视觉化的。我们的整个消费社会的文化背景，无不是“受视觉和图象艺术所支配……受电视和电影所支配，受大众广告形象、广告造型与流派所支配”。今天的商品成为一个祛魅时代的显圣物，成为一个艺术终结时代的审美客体，它以一种图像化的方式让自己充满巫魅灵氛，散发迷人的光彩。商品的“不触目”（海德格尔）功用性让渡于商品的符号的、展示的功能。商品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表象领域的竞争，谁能占据视觉表征领域，谁就能够出奇制胜。就像德波当年的那种洞见，只要显现出来的东西就必定是好的，只有好的才显现出来，“原则上它所要求的态度是被动的接受，实际上它己通过表象的垄断，通过无须应答的炫示实现了。”不仅人与消费对象越来越具有拉康意义上的那样一种镜像性的想象关系，而且，在购买商品后，还往往以各种晒照片、秀美图、自拍的方式将这种想象式体验视觉化，使之具有某种公共性。 由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商品的竞争最终转变为一种全球领域的图像的竞争，转变为赋予一种图像以意义、价值、美感的表征规则的竞争。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越来越成为一种图像的全球化、符号的全球化、视觉的全球化。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全球化倾向于生产出的文化散播（cultural diasporas）趣味、习性和信仰的共同体常常显得偏离了本土和民族的限制。散播文化的特质往往是标准的，它受到了大众广告和文化的商品化的影响。”而早在1955年，海德格尔就对这种图像的跨文化流动带来的后果表现深切的担忧，他认为德国人被各种广播、电视、电影、画报所迷住，使他们脱离对德意志大地乡土的眷恋，而被“带到陌生的，通常是习以为常的想象的区域，那里伪装出一个世界，此世界其实不是世界。”但是海德格尔的反现代性思路及其现代技术批判却无法阻挡世界图景的景观化和虚拟化。甚至，在今天一种文化如果不主动地介入到图像传播和视觉竞争的领域，这种文化就必然从全球化的公共领域中被抹除掉。所谓“景观是当今最大的政治”。在这种图像竞争的领域，图像的可见性取决于是谁在制定图像呈现的规则。图像的大量增殖过程中导致了对图像的认同与选择的自由，一种图像要在这种无限增殖的图像中脱颖而出并引发普遍的“同情感”，那么则需要一种超验性的赋义。“因为消费品不能自己建立影响力，所以品味成为它的中介。品味的流通需要品牌的参与，需要品牌截取并重塑文化—如宗教、神圣、公正性、内在性、美好、神话等等。文化的截取充当了品味消费的辅助剂。”而这又涉及到何种意义上的“宗教、神圣、公正性、内在性、美好、神话”能够凝聚一种共同体的意识，能够成为被普遍欲望的对象。 回到中国语境，我们一方面看到消费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却看到中国人的审美性消费中更普遍包含着对西方符号、西方图像的某种普遍的欲望。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绝大部分是西方品牌，在2016年中国人77%的奢侈品消费发生在境外，消费额高达928亿美元，而境内奢侈品消费仅为276亿美元。而在艺术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国家体制的动摇，那些具有体制身份的中国艺术家在拍卖市场的竞争力已经远远比不上由西方文化和西方艺术制度所认可的中国当代自由艺术家，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在决定什么样的视觉经验是有品味的，是有市场前景的。如果说在这种商品消费的领域也存在着某种“承认的政治”，那么，中国文化的处境不容乐观。 中国传统文化很少将品味的概念与一种可见性，一种公共性联系起来。但审美资本主义的竞争必然体现在一个可以将品味转换为一种可见性的领域，一个自由竞争的领域，一个论辩的领域，所谓：“品味是一种论战的能力。品味成为社会和经济常态的战场，品味并非以一种毫无危险的、次要的方式涉足愉悦消遣的领域，它甚至触及了创造社会的可能性。”那么，在这种论战中，中国式的品味占据何种位置？ 既要意识到品味关涉到一个“共通感”的领域，而这个共通感的领域是可见性的，同时也要意识到品味本身是一种论战的能力。在全球化的商品竞争中，谁的品味能够创造一种新的视觉经验并获赢得一种“共通感”？这需要这种文化本身的论战的能力。所谓的“共通感”，说到底是一种在论战中获得主导性的品味而已。中国美学应该适当地转向，去自觉地关注和介入这个公开的表象的领域，去思考这种关于品味的竞争；当然，也要意识到并不存在一种本质主义的中国式品味。 本文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