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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美学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自新时期伊始到80年代中后期为美学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的美学由于领风气之先，与时代需求以及艺术实践联系紧密，因而大放异彩；80年末到90年代是美学发展的相对低谷沉寂期，这一阶段的美学由于倡导学科自足，囿于象牙塔之内，因而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疏离；90年代末到当下是美学复兴期，在这一阶段，文化研究为美学提供了新思路，美学领域与国际对话也出现新态势，借助一些新话题，如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的终结等，美学重建了与社会生活、艺术实践之间的联系。美学要进一步发展，需走出艺术的终结，在反思自身既有体系中找到发展新路径。 关键词：“美学热”； 美学的复兴； 思想解放； 日常生活审美化； 艺术的终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2&ZD111 作者简介：张冰，女，满族，辽宁桓仁人，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艺术哲学研究。 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体现在经济繁荣及人民富裕上，也体现在思想观念的迅速更新上。美学在这一时段内，也呈现了崭新的面貌。然而，四十年毕竟是一段不短的历程，美学的发展也经历了浮浮沉沉。对它的描述，需要与时代政治、社会、艺术和文学等的发展放到一起来考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时期的美学，无论是热潮的掀起，还是此后经历的低潮以及复兴，都与上述因素直接相关。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是美学大繁荣、大发展时期；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美学发展相对的低谷和沉寂期；从90年代末新世纪之交到现在，在新的语境下，美学出现了复兴新局面。 一、70年代末到80年代：引领时代风潮的“美学热” 回顾整个新时期，甚至整个20世纪，美学从来没有像在80年代那样受到万众瞩目：一本美学著作的出版，动辄数万册至数十万册；一位美学家，如同今日活跃在各种媒体上的偶像明星，有着大量的崇拜者；从学术象牙塔的高校校园、研究机构到体现火热生活的乡间田野和工厂车间，大家都会讨论严肃艰涩的美学问题……那是一个思考的时代，也是一个激情洋溢的时代，那是美学的黄金时代，然而就一个学科而言，也是社会赋予它的历史使命超出其学科负荷的时代。 新时期上承“文革”十年，后者曾经给这个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带来深重的伤害，因此它的结束，也遗留下来很多的历史任务。与我们议题相关的部分主要有：“文革”带给人民的心灵创伤，需要通过适当方式得到抚慰，这是新时期伊始的情感任务；“文革”结束后，党和政府在经历了短暂的徘徊期后，选择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新的治国理政思路，因此需要在思想观念上做出回应和准备，这是新时期伊始的意识形态任务。谈到这一时段，我们习惯提到两个语汇，即“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它们是当时社会思想精髓的提炼，同时也是亟需解决的历史任务。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能够被时代挑选出来，成为思想领域的排头兵，都与解决上述历史任务直接相连。美学在那一时段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时代弄潮儿，自然是与它有效配合和完成这些历史任务息息相关。因此，对80年代“美学热”兴起的描述和考察，需要从其学科性质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说起。 首先，从最直观的意义来说，美学是研究“美”的学科，而“美”是我们对一个社会和时代最美好的想象，也是发自内心的真挚向往。尤其是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们，对“美”的热爱是一种心灵慰藉，是他们对人生境界的新渴望。李泽厚曾指出：“目前美学研究又是一个热潮，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十年内乱’，丑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以丑为美的现象太多了……有些青年告诉我，他们是为了追求一种美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而对美学有兴趣，来研究美学的。”[1] 2虽然从学科维度而言，美学属于哲学的分支，它对美的讨论往往是一种形而上思考，甚至距离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美，如服装、发型、人具体的善良行为等有些遥远，但这个学科的名称本身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对生活幸福、人格高尚等的联想，这种误读虽然与这门学科实际指向有偏差，但却成为新时期伊始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抒情对象。 其次，从词源义来看，美学是感性学，它的研究领域是感性。这种学科指向与新时期希望冲破禁区、彰显感性的集体社会心理恰好契合。众所周知，美学学科的中文译名受到日本的影响。明治维新时期，中江兆民翻译法国学者的美学著作时，采用了汉字“美学”来对译这门学科。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从日本接受了这种译法，并把它引进国内，于是这门新学科就成了“美学”。虽然这一译法与该学科诞生时的语义指向之间有偏差，然而正是这种偏差形成了美学在中国独有的张力和魅力。美学诞生于德国，学界一般把鲍姆嘉通《美学》第一卷的出版时间即1750年视为美学的诞生时间，但比厄斯利对此给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看来，鲍姆嘉通“在《对诗的哲学沉思》（1735）一书中造出了‘美学’这个词，为一门专门学科的研究命名”[2] 257。无论是诞生于哪一个具体时间，这门学科由鲍姆嘉通倡导，在18、19世纪获得了知识界广泛认同，经康德、席勒、黑格尔等美学家的发展，最终成为有着相对完整体系的新学科。就内在知识逻辑来看，美学学科的建立，是西方思想语境内部的反叛——鲍姆嘉通呼吁重视和研究感性，为感性寻找到立论依据和学科定位，这是从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运思范式中突围的一种方式。然而他所确立的重视感性的新传统，在20世纪80年代却被中国知识界用来反驳“左”倾思潮，为走出“左”倾政治设立的情感禁区提供理论支持。借助作为研究感性的美学，国人就可以持之有据地探讨感性与情感。这对于长期受到压抑的国人来说，不啻是一次情感的释放。 再次，美学对感性的研究，属于思辨性研究，它是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这种特质非常符合80年代知识界对精神创伤的情绪反应过程。长时间的精神压抑，国人需要寻找突破口来宣泄情感，但痛定总要思痛，因此在情感纾解的时代，除了言说伤痛外，实际上也需要内省与反思，需要为情感上的旧伤口和新期待提供学理论证。美学从哲学中脱胎，是从理性维度对感性的研究，因此与生俱来地带有思辨性。中国知识界通过美学来表达情感，这有助于他们的讨论不至于沦为单纯的情绪宣泄，而是上升到理性哲思，并进而为从学理上反思历史和国民性奠定基础。 又再次，美学是一门非常具有包容性的学科，这种包容性可以规避掉学科自身的孤立性，极易进入其他领域，或与其他领域相通。这种特质恰好满足了新时期思想解放整体性的需要。鲍姆嘉通在为美学下定义的时候说：“美学（美的艺术的理论，低级知识的理论，用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类比推理的艺术）是研究感性知识的科学。”[3] 142从这个定义就能够看出，这门学科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感性认识，也包括艺术、情感、美等，因此只要涉及到这些内容，美学都可以提供一定理论支持。广泛的研究范围使美学的研究对象自学科诞生以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80年代，中国学界也曾经争论过。但吊诡的是，这种研究对象的含混同时也为这门学科带来了生机，使其具有巨大的包蕴性和弹性空间，既可以作抽象的形上思辨，也能够与具体艺术门类相结合，走向实践，同时还可以与其他相关学科，如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交叉，给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多维视角，甚至还可以走进生活，为生活中与美有关的现象提供思考的路径。与之相应，新时期进行的思想解放，是一个复合运动，它并非只是发生在某一具体领域的现象，而是渗透在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角落，因此它需要具有包容性和广泛性的思想观念或学科，能够相对宽泛地解释或探讨诸种社会问题。美学的这种包蕴性，恰好能够适应当时社会思想解放的总体性特征，使之在宽泛的意义上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 最后，美学具有超越性，这一特质是它在当时知识界倍受青睐的重要因素。美学的超越性，是审美自律性的集中表现。审美自律性的对立面是现实功利性，因而这种超越性可以解释成对现实的超越和非功利等。美学的这一特质恰好能够为80年代的中国社会走出“左”倾思潮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借助这一思想诉求和学科立场，中国学者可以实现美学、文学、艺术等相对于“左”倾政治的独立。于是在80年代，审美超越性在中国实现了意味深长的逆转。它强调的内容之一是对现实的超越，强调与现实无涉的自足，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它所起到的作用却正是诊救时弊，因而与当时社会密切相关。审美超越性暗含远离政治，然而当时的中国学者却试图通过这一现代美学特质，完成摆脱“左”倾意识形态过度干预的任务，为文学和艺术争得自由空间张目，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政治性的话题。 美学能够被时代挑选出来，受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的垂青，担当思想解放的重要角色，还与20世纪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奠定的良好基础有关。“文革”期间，特殊的政治语境把文艺变成图解政治概念的工具，设置了很多禁区，同时也炮制了很多违背艺术发展规律的观念。随着“文革”结束，历史仿佛又回到了原点。新时期的美学建设，某种程度上是绕过了“文革”十年，上承“十七年”美学建设的历史成果。“十七年”时期的美学发展，与当时政治形势同步，属于新中国成立时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之初，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亟需解决的任务是统一思想上的认识，完成马克思主义转变，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合和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美学领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这场讨论从认识论立场，对美在主观还是客观这个问题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辩，形成了著名的四大派，即吕荧和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及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客观社会派。这四种观点，在80年代之后，经历了不同命运，但就学理性而言，它们基本上囊括了在主客观论辩框架下可能存在的主要选择项，奠定了新时期之后美学发展的基础。并且，相对于学术界其他争论，当时的美学讨论，虽也常常出现互相扣帽子、政治立场攻讦等现象，但总体而言，还属于比较单纯的学术争论，参与者并没有因观点分歧受到太多政治上的波及或批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时期之后美学热潮的出现保存了学术实力。还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大讨论的后期，即自50年代末开始，文学和艺术的特殊性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形象思维的讨论悄然出场。虽然由于60年代中期之后特殊的政治环境，对形象思维的理论探讨戛然而止，但这一概念中所暗示出的艺术、文学的独立性，正是新时期文艺界和美学界思想解放亟需的资源和立场。也正因为这样，新时期美学的破冰之旅，是从形象思维的重新出场拉开帷幕的。而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形成的不同于其他争论的相对于时代政治语境的超越和活跃，也给学者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鼓励进入新时期的学者从美学视角对社会和现实问题发言。 新时期的美学，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关口，充当了思想先锋：形象思维大讨论，促成了对文学与艺术独立性的体认；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深化了对人的本质和美的本质的理解；美学翻译运动，拓展了国人学术视野，有效补充了新时期美学建设的资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美学思想的争论，促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新形态——实践美学的诞生，等等。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这一段历史无论如何高度评价都不过分。就学科自身发展而言，它唤起了国人对美学的兴趣，激励了一大批青年学子走近美学。80年代中期之前，美学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形象思维年”、“《手稿》热”、“方法论年”等，为美学拓展自身视野、建设自身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美学关心的话题，实际上也是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是知识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重要内容。在与时代关切保持同步的语境下，美学获得了无限荣光。然而，也正是在这种荣耀中，暗藏了美学走入萧条的因子。当美学与时代关切同步，它自然会成为历史的幸运儿，反之，当它回归学科自身，与时代不能同步时，就应该是它完成了历史使命，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