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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世纪末到当下：美学在与世界再次相遇中复兴 经历了90年代近十年的沉寂，在新的千禧年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中国美学逐渐走出了此前的低回逡巡，重新介入社会，应对和诠释新的文化和审美现象，展露出复兴的态势。这次复兴，是在与世界再度相遇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次相遇，与此前单向度接受西方影响不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某种程度上的一体化，使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文化和社会语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同步性，因而中国美学研究者从其西方同行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灵感和更加开阔的视野的同时，也获得了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机会。 这次美学复兴，被学界名之为第三次“美学热”[12]，[13]。就具体内容来看，它是与文化研究，尤其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出现与学理探究联系在一起的。在90年代末和新世纪之初，科技更新的加速以及经济迅猛发展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了巨大变化，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从价值观念到日常生活，从都市到乡村，全球似乎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高新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感知模式，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落”。距离不再是问题，人们完全可以早晨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晚上来到另一个国度，即使身在两地，也同样可以通过互联网对话交流，产生同时性体验。跨国企业的工厂建在世界各地，把相同的产品输送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很多国际知名品牌，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属品，而可能会有很多产地。同样地，很多产品，它的生产部件也不再局限于一个区域，很可能是多个国家合作的结果。当这些产品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也就意味着一个共享时代的到来。知识界把这个时代称作“全球化”时代。鲍德里亚、费瑟斯通等人则喜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个时代，他们将之命名为“消费社会”。这个社会的主要文化特征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描述，国内比较重视的是费瑟斯通的定义：“我们可以在三种意义上谈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首先，我们指的是那些艺术的亚文化，即在一次世界大战和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这些流派的作品、著作及其活生生的生活事件中，他们追求的就是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第二，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还指的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第三层意思，是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14] 95~98在这三种含义中，国内学界关心的，主要在第二和第三种的指向上。这主要是因为，后两种才是消费社会的表征。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其意义是多重的。首先，它是90年代审美文化研究的一种延续，在世纪末又与源自西方的文化研究某种程度上纠缠在了一起。其次，它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文化特质，重塑了美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美学在中国的象牙塔发展态势。随着国内经济繁荣，中国的都市生活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了消费主义特征，出现了大量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因此，对这种现象的美学关注，也就开启了美学诠释社会的新思路，同时也使美学重返社会，进入社会话语视野。再次，它突破了旧有的接受西方影响的模式。中国对西方的接受，是在受动情况下开始的历程。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与西方的不对等。世纪之交，这种局面发生改变。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促使原本强势的西方也无法忽视这股新生力量，因而产生了解和平等对待中国文化的冲动，而中国知识分子也从这种经济强盛中确立了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以城市为主导的优势地区也在迅速转型，出现消费社会的症候，因而原本仅仅是产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现象，如今也在中国都市出现。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讨论，不是对一个西方美学命题的新一轮追逐，而是美学介入和思考中国现实的一种尝试。也正因此，中国学者才获得了与西方同行面临相同问题的机会。 但美学这次重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与80年代的“美学热”情形有很大不同。80年代美学热潮，是与思想解放运动直接相连，是为了配合执政党和政府的拨乱反正历史任务而出现的，它面对的是民生凋敝、心灵千疮百孔的社会和人民，是对“左”倾政治的强烈批判，因此，它的社会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然而世纪末以来的美学复兴，虽然它也以建立美学与生活、社会的紧密联系为价值标的，但它没有80年代“美学热”的政治诉求，它对政治也感兴趣，但这种兴趣，不是具体的党派政治，而是比较宽泛的文化政治。并且，80年代的“美学热”，就学科内容构成而言，是康德主义的中国式解读，是试图用康德主义的审美无功利和艺术自律命题对抗极端的艺术工具论，而世纪末以来的美学复兴，恰好走了相反的路径。从其价值诉求来说，它恰好是走了反康德主义潮流。这在中国语境中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义。从学科来看，它是美学研究者反思80年代美学发展路径，试图走出康德，重建美学与生活的联系，解决学科困境的一种努力。从关注的中心内容来看，它也恰好是寻求审美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反对康德主义的艺术与生活的二分，与世界范围内的反康德主义取得了一致。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来看，80年代“美学热”秉持的是精英主义立场，仍然将大众置于被启蒙的角色。而新一轮的美学复兴，则是文化精英主动放弃自身立场，并不试图启蒙大众，而试图与大众和解，认同大众的文化与价值，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理解和解释社会，重建美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 但是，伴随着这种复兴，同样存在另外一种论调，即对美学终结和艺术终结的有趣回应。日常生活审美化，从学科内部来看，它意味着审美的泛化，艺术与生活距离的消弭，是对现代美学价值圭臬的反叛。因此，西方学者往往将之视为审美和艺术终结的表现形式。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也曾经对审美文化研究对传统美学研究领域的偏移提出质疑。这种质疑是建立在假设存在着一个美学领地的前提之上的，且将学者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单纯看作是青年一代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着迷，还没有从美学和艺术学科危机和突破的立场来思考。随着西方艺术终结的讨论进入中国，学界很快意识到审美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可以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获得解释，它是消费时代的美学呈现。这带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世纪末，中国美学研究者寻找到了新的理论生长点，重建了美学、艺术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又与文学和艺术实践领域的研究者达成和解，使后者重新接受了美学的研究和指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出现了复兴局面；吊诡的是，此时美学正在讨论的话题却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及美学和艺术的终结，它所体现的恰好是艺术和美学学科的危机。中国美学通过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实现了它的复兴。 世纪末除了对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终结的讨论颇引人注目外，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模式发生转变也是值得一提的事。前面我们提到，这一时期中西方交流与20世纪两次大的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的运动不同，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新时期，知识界都是借西方思想，试图为中国问题找寻理论资源，希望从西方思想家那里，获得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这种影响是单向度的。然而，在世纪末，中国与西方再度相遇，这种相遇，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二者越来越趋向于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世纪之交，钱中文先生在文艺学领域提出“对话理论”和“新理性精神”[15]，这些概念能够代表那个时代中国学者的诉求，即不是单方面向西方学习，而是在交流沟通中确立自身文化和理论话语的合法性，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互相理解，求同存异。这一立场获得了中国文学和美学界的普遍认同。在美学领域，高建平提出“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16]的区别，主张建立复数美学[17]的思想。这都是在试图为中国思想和美学争取发言合法性的空间。在这种思路和价值诉求召唤下，中国学者与西方展开了广泛交流。这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很多西方理论界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美学大会会专门设置“东方”或“中国”板块，中国学者当选国际美学学会主席，中国美学界承办世界美学大会，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合编有关中国美学方面的论文集等。这些活动和事件，使西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恰好说明，中国美学和文化已经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获得世界性认可。而中国美学的复兴与繁荣，也恰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实现的。 当下中国的美学发展，适逢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从国际环境来看，跨国经济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全球一体化，相似的文化处境为中西方交流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经济发展使之在世界上地位不断攀升，也帮助中国学者确立文化自信。学者们在与世界相遇和对话中更加从容不迫，既拓展知识和问题视野，又没有失去主体性。从国内学术环境来看，目前的美学发展并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紧跟时代政治主题。80年代的那次美学热潮，并非属于学科自身。它是政治话语在观念领域的延伸，必将随着时代主题变迁而被后者所抛弃。而当下的美学复兴，是由学科自身内部生发出来，并与实践结合，因此有着牢固的学科根基。但是，借学科内部反叛，借讨论艺术的终结来实现复兴，这其间存在悖论。美学的复兴，需要走出艺术的终结，需要重新审视自身逻辑体系，在反思自身中找到更加合理的发展路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