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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主奴之争的历史叙事到审美资本主义的人性解放 黑格尔的历史叙事则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康德的分析,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动力在于对于“他者的承认”的欲望。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和人的意识产生于欲望，但人的欲望不同于动物的欲望，动物的欲望是指向对物质性对象，在消耗自然物质时与自然获得的同一性关系；而人的欲望不是指向质料性的物质本身，而是指向一个符号的、表象的领域，指向的是一种非实在，是虚无。符号的、表象、虚无的领域是非物质性、非自然性的领域，人通过与之认同而实现了对自然状态、动物状态的超越。欲望使人从实有（自然）性存在状态转为虚无（历史）性存在。在科耶夫看来，人的欲望与动物的欲望的重要区别在于，动物的欲望是直接的，而人的欲望则是间接的，人的欲望所朝向的对象是被中介化的，没有这种中介化，就不会发生人与对象的这种欲望化关系。所谓的中介化是指人的欲望，表面上似乎指向一个具体对象，但就实质而言，这个对象之所以能引发人的欲望投射，是因为这个对象由于附加了种种符号化、观念化的内容而超出纯粹个体与物的关系，而成为一种人-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欲望是对（他者）欲望的欲望。而且在黑格尔-科耶夫那里，这种欲望所具有的主体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性、冲突性的关系。“多个欲望的存在才能使欲望相互欲望着”，每一种欲望都试图否定、吸收他者的欲望，获得他者的承认。黑格尔和康德一样意识到这种欲望的因素所产生引发的冲突，康德认为通过对人的普遍先天性的意识，通过品味的陶冶，审美的启迪，最终能够克服这种冲突状态，而达到一种普遍和平的状态。黑格尔更重视历史起源的这种冲突性质，也更强烈地认识到冲突与历史的关系，历史不是经验性事件的堆积，而是由欲望所驱动的“寻求承认的斗争”的过程。 在最原初的对承认的斗争中，一方与另一方构成了一种生死的冲突，不畏死（虚无）的那一方得以超越人的自然状态，怕死的那一方则认同了自己的自然性的肉身性存在。于是不畏死者成为主人，畏死者则成为奴隶，主奴关系的诞生也就是人类历史的起始。人的人性就存在于对作为一个人获得他者的承认的欲望，这驱使人超越对于维持动物性生存的基本生理需求去追求一些没有任何功用的价值和理念，比如为了荣誉而不惜牺牲。正是在这一点上，尼采认为贵族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因为人的卓越与伟大源自人的优越意识，而自由民主的社会则会抹平高贵与低贱的差异。但是主奴关系或贵族社会的问题就在于主人所获得的承认其实也是不全面的。“一个人从他人承认中获得的满足，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给出承认的那个人的品质吗？”只要人的尊严没有得到普遍的实现，只要这种承认的关系是单向度的，那么就会有被压迫者奋起反抗去追求作为“人”的地位。主奴关系虽然驱动了历史进程，但这种关系本身是不完满的，奴隶屈从于自己的畏死本能，而主人所获得的不是另一个主体的承认，而是沦落为动物状态的奴隶的承认，这种承认的意义就是有限的；这种矛盾导致历史会继续往前推进。于是，历史构成了一条有方向的线索，它也会最终终结于人的价值获得普遍承认的自由社会。但普遍的承认是否就是尼采所担心的那种拉平状态呢？ 黑格尔的历史叙事将整个全球的不同的文化拉进了统一逻辑和进程。在这种叙事中，历史没有单数复数之别，只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因此，只要自由的理念获得了普遍的承认，那么历史就已经达到了它的终点。审美资本主义的论题其实是在将黑格尔“历史终结”的话题在“历史终结”的时代进行一种再阐释而已。在一个历史终结的时代，到底是所有人都成了动物状态的“末人”还是每一个人都更充分地发挥他的创造性和审美性，实现马克思所期望人的价值的全面解放？这是一个西方民主自由社会中的人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当这种民主自由更多地体现为对于经济的考虑，民主社会就成为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按照阿伦特的说法就是：“我们几乎成功地把所有人类活动拉平到获取生活必需品和提供物质富足的共同标尺上来了。”这种劳动者或消费者的胜利在她看来只不过是从古希腊的文明社会向人的野蛮状态的衰退而已，人从在公共空间中追求他者承认退化为认同人的动物式的生命。 但在阿苏利等人看来，“审美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人性的退化，而是更深刻地体现了文明的进步： 到处都一样，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其受生理需求的奴役程度则越低，审美生活的自由生产则可以得到增长。这一途径结合了现代性的价值与工业对物质条件的进步和改善所做出的反应。显然，消费的发展建立在文明化的基础之上，通过商业手段实现审美解放的目的。重商主义可能是对一个社会的最高级的文化诉求的回应。 所谓的消费已然成为一种人性的解放，其中虽然没有黑格尔主奴斗争那样一种惊心动魄，也没有康德品味叙事那样一种高雅的趣味，但是却同样包含着一种有关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承认。不需要冲突和流血，也不需要具有反思性的审美判断，在一种更即兴风格的消费中就已经将人所要追求的那样一种最核心的东西体现了出来。 消费社会与图像社会具有同构性的关系。即使在这种消费的层面也体现了人和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动物只简单的消耗掉自然物，而人的消费指向的是事物的“观念”（Idee）或表象（Vorstellen），海德格尔指出：“在动物那里，这种欲望本身并没有明确地看到它所欲求的东西，并没有把食物表象为食物，并没有把食物当作食物来追求。这种欲求并不知道它所意愿的东西，因为它根本就并不意愿；而且，其实它针对的是被欲求者，而决不针对这个被欲求者之为（a1s）这样一个被欲求者。但作为欲求的意志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Drang)被渴望者和被欲求者一道被表象为这样一个被渴望者和被欲求者，一道被收入眼帘，一道被觉知。”而当代消费社会或审美资本主义正是这种表象性的欲望日益成为经济的、文化的、审美的核心。正是以表象为中介，形成了人与人的主体间的关系。这种表象并非康德意义上的不涉利害的纯审美的领域，而是潜在地包含着发生在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一种共同体与另一种共同体之间的一种关于意义的表达、自我的想象、文化的实践、品味的争夺。 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这种对于意义的争夺不得不以暴力性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在现代社会，通过品味的竞赛就构成了布尔迪厄所谓的“区隔”。品味问题自然与社会物质、文化继承不可分割，但品味本身在当代却也越来越具有自我生产的能力，它通过视觉表象反过来形塑个体和群体的自我想象。而且，在当代西方社会，随着自由民主的普遍实现以及工薪阶层消费水平的普遍提高，对于风格而非功能的消费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具有一种自觉的性质，人们在消费中更强烈地追求第二自我乃至多重自我的创造，越来越打破了传统的由经济和社会所构成的阶层区分。品味的领域也就越来越在整个社会的构成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并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品味的问题不是对现成性的自我的肯定，而是对可能性的自我的探询；它的维度不是强化既有的结构，而是重构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理想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