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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上的下一阶段，是从90年代起延续到新世纪最初十年 我们可以将之统称为“新世纪”阶段。这一时期的文论研究，是从古代文论研究的复兴开始的。本来，在毛主席给陈毅谈诗的信中，提到了“比兴”的手法，这成为80年代一些学者研究古代文论的缘起。蔡仪先生就连续写过三篇文章，分别讨论“形象思维”与“赋”“比”“兴”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将古代文论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讨论之中。此后，中国美学的研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李泽厚和刘纲纪立志要写规模巨大的《中国美学史》，此计划虽最终未能完成，却引导更多的人去完成它。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以大纲的形式概述美学通史，虽简略却吸引众多人去丰富它。从形象思维到意象、意境、神韵等概念的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概念和范畴的研究，由此生长起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将古代文论作为从属于过去时代的专门学问来研究，还是从中汲取营养，服务于当下的文学理论的建设，依然成了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话题。 在这一时代，“全球化”、市场经济大潮、新电子技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出现的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在这一时期，除了早已交织着的古与今、中与外的矛盾之外，也出现了艺术性与技术性之争、市场与审美之争。这些争论通过各种方式，以各种新的名义，带着新的冲击力，被人们热烈地讨论着。 然而，更加引人注目的并成为论争焦点的，是文化研究的引入。在经历了“向内转”之后，出现了新一轮的“向外转”。一些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提出了“跨界”与“扩容”的口号，并由此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旧的文学理论模式过时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理论模式，并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然而，扩容之后，是用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文学现象，还是放弃文学研究，转向到对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是在研究中受到各门科学的启发，深化文学的研究，还是从文学找例证，来证明这些科学的道理？这成为争论的焦点。当我们说“文学是人学”时，是继续坚持对文学的感性的、审美的接受，并将理论分析建立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之上，还是将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等全部抽掉，研究作为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的人？这里有着容易被混淆的重大而根本的区别。 作为这种错误倾向的极端表现，理论界出现了一种观点，说文学研究者是在研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其依据是：“文学”这个东西，像洋葱头一样，剥了一层又一层，最终却什么也没有。文学是无法定义的，因此，文学理论不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这种流行在文学理论界的否定并从而脱离文学的观点，其实并不能成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由于其能够被定义而存在，而是由于其存在的先在性才促使人们去寻求其定义。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游走在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中，满足于对这些学科的一知半解，在不同学科之间打游击。在一个理论的动荡年代，这样一种做学问的方式也许能吸引人们关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则必然被学界抛弃而成为历史的陈迹。 在这一时期，中外文论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是从西方找真理，不断追逐最时尚的文论流派，惟恐落后，不断宣布某一流派过时，要引入更流行的思潮和流派的做法，到开始与国外学者直接交流，在对话中相互借鉴。这一姿态上的变化，是在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的最初10年中逐渐形成的。这一时期仍在继续着前一阶段对国外思想的引入，但已经从隔代的翻译转向同代的翻译，从纯然学习式的引进发展为对话式的借鉴和吸收。在此情况下，中西对话的局面正在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钱中文先生在一次谈话中曾提出，学术要前沿，不要时尚。他的这句话，代表着这一时期文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前一阶段的文论研究，留下了追求时尚的风气，这一阶段，已经逐渐形成新的共识，避免空谈，回到实实在在的问题研究上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