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毅达《海边春秋》首发于《人民文学》2018年7期，是《人民文学》在“新时代纪事”栏目刊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作品同时被列入2018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小说以“春秋”命名，作者陈毅达突破传统的全知叙事，并充分借用史传传统在小说叙事模式中的作用，以小人物为线索展开新时代的现实题材书写。由于中国小说初创阶段对史书和诗歌的借鉴，“史”和“诗”的文体传统已在相互渗透中共同作用于中国小说的审美志趣：在内在倾向上，史传的实录传统没有使小说放弃叙事上的虚构，而诗歌的抒情言志传统也没有阻碍小说的叙事职能。而不同时代、不同学养的作家又存在着艺术水准、思想倾向、行动能力等方面的差异，文史传统于中国小说的具体影响也自然呈现出诸多面相，这使我们搭建起探讨《海边春秋》的广阔空间——作家对社会场面的细致描写贯通时代现实，对人民和生活的真切观照则延展出更为统一的新时代风貌。 “春秋”：名与实 《人民文学》当期卷首语对《海边春秋》的故事内核作如下表述：“从北京名校毕业回闽工作不久的文学博士刘书雷，被派往距离海峡对岸最近的开发热土岚岛挂职，进入了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现实熔炉，从好奇、热情、不懂、慌乱，再到倾听、观察、分析、判断，直至扎扎实实地与生活实地上的人心、实情和史事、蓝图相融。他遭遇了复杂而繁多、具体又紧要的疑难事项，也从实践中磨砺出了面对问题的辨别力、解决问题的穿透力。”刘书雷围绕兰波国际项目与蓝港村整体搬迁的矛盾展开工作，攻坚克难主题之下，陈毅达通过对事件各个关节的娓娓道来构建自己的价值判断，尽管小说叙述是对复杂真实的虚构，独特的解读与表述方式中，作者选择对整个事件和事件中的各种因素直书其事，本位主义、决策简单和作为不力等现象并未被置于书写的阴影处，干部、开发商与村民的形象也因而真实可触。 钱锺书先生曾道：“两汉时期最有后世影响之理论为‘春秋笔法’，自史而推及于文。”因此，我们不难从《海边春秋》的小说题目推论小说在创作手法上的趋向。 《春秋》“尚简用晦”、“文约而指博”，所谓“微言大义”、“借事明义”，均是表达“善善恶恶”的话语模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云：“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而劝善。”以《春秋》“五例”为基本内涵的“春秋笔法”突出地将劝善惩恶的思想原则与法度融于审美价值和修辞方法，而“经法”意在惩恶劝善，故求其善；“史法”意在通古今之变，故求其真；“文法”意在属辞比事，故求其美，其中也不乏对《诗经》“兴观群怨”和比兴传统的借用与发挥。 陈毅达《海边春秋》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大背景下，书写援建岚岛项目的落实经过：干部、开发商与村民中没有善恶，而矛盾的化解以刘书雷与张正海的工作逐步达成，以己度人之心透露出人性的善良，在整体的发展面前各方努力寻求协调和平衡，此乃经法之“善”；岚岛确有其岛，“从过去的海防前线，变成了福建省开放开发的新热点”，“东邻台湾，与台湾的新竹县相距仅有68海里，是闽台之间最靠近的地方，为两岸融亲的摇篮；毗邻港澳，是中国大陆面向亚太地区的重要窗口之一，扼守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为闽省第一大、全国第五大海岛，面积是厦门岛的两倍”，此乃史法之“真”；岛上村民有以大依公为代表的传统人格风骨、也有包括海妹在内的“海上蓝影”新青年群体，岛上生活生动的细部，无论是海蚀地貌和集中形成的石厝群、海底文物、海上摩尼光佛等，还是女老板开的农家饭馆、台湾歌手余望雨的音乐创作室、虾米为等待父亲和祖孙生计卖画为生、林晓阳有着诗人气质和属地基因等，连同具体的诗歌的引用和诗性的刻画，新时代现实里可能的生活被一一勾勒，此乃文法之“美”。 再有，后世的《春秋》三《传》，以《左传》最重史实记述，而《公羊》《谷梁》皆重大义阐发，详于解经，于义理上多有功，史实的记载阐发出强烈的人文意蕴。史传传统与小说叙事的关联便在于此，尽管从实录其事到文学想象的再创造之间存在着审美方式的重新确定——作者通过叙事时间、角度、视域及叙事时态的选择营造出大事、奇事、日常事在文学表达中的审美意蕴，由“史”与“实”生发那些与国家、民族兴衰有关的理想与意志，在文学的虚构里传递人文精神与关怀，文学由此在与史同样的纪事本末叙事之外拥有了超越自然时间的独特新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