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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早期的印本图书理所当然是研究中国雕版印刷史的首选资料。刊刻体制基本上是一纸一板，木板的尺幅大多很大。在许多叙述刊刻源起并强调施印佛经公德的发愿文、题记中，往往还能见到附录的刊本的书手和刻工的姓名。有的佛经长卷的纸张粘合处，也就是雕版板片的交界处，保留着卷轴本的最早的刻工姓氏。同样，由于西夏雕版印书贯穿于从卷轴装到防侧（蝴蝶）装的全部演变过程，又结合了丰富多彩的版画创作，其体制、形式、书体等多样性，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装祯方面，有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等。其中蝴蝶装形式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全。如一般又不包背的，俗称蝴蝶装，包背的称包背蝴蝶装；又包背又穿线的，向无命名，可以名之为包背穿线装。此种形式在敦煌遗书如俄藏《社司转贴》中已开始出现，到了黑水城文献中已被较多地采用。在西夏这一图书从卷轴装向方册装、从抄写向印刷转化的特殊时期，其装祯形式表现了多样化的变异，故称黑水城文献为中国古书籍史的宝库，绝不为过。 黑水城汉文遗书中有《广韵》残本一种，课本，存下平声一先至四宵，九麻，十阳，上声三十小至五十琰，去声十三祭至五十八陷，共三十八页，蝴蝶装，卷心高15.5厘米，宽23厘米，中缝记刻工「李」、「秦」、「郎」，止著姓。避宋讳至仁宗，而英宗父、英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之名讳皆不避。现在能见到的北宋刻本书记大多页面较大，行字疏朗，此本刻工精整，而页面较小，行字破密。宋仁宗时，陈彭年曾建议由朝廷因一些版面紧凑的常用书籍，以便寒士亦能购置，此本或与其事有关。试与存世之北宋、南宋几元明以后刻本相校，行款无相同者，异文颇多，而大略视现存各本为胜。著名学者周祖谟曾作《广韵校本》，详校所见各本，后又在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钜宋广韵》所作长篇前言中补校《钜宋广韵》，可惜未能目睹黑水城所出《广韵》，否则不知道他会如何兴奋了。《广韵》是一部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占有极高地位的重要典籍，旧时治国学，文字音韵训诂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而《广韵》又同《说文解字》一样，是必须烂熟于胸的教科书。黑水城出土北宋刻《广韵》的披露，必将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吕惠卿是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变法派在王安石本人的倡导下，曾编撰许多经注，以为变法张本。他们对于儒佛道三家的学术和仪礼不存门户之见，凡其可取之处，均比较公允地加以吸取。史载吕惠卿著有《庄子义》，「元丰七年，先表进《内篇》，其余盍续成之」（陈振孙《直其书录解题》卷九），又有《孝经传》，或做《孝经义》。吕氏的解经之作，不仅在京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是研究北宋中期政治史，研究熙丰变法人物思想的重要资料。吕氏的《庄子义》，《四库全书》未收，仅存有金刻本，而黑水城文献中又发现了更早的北宋刻本，题《吕观文进庄子义》，令文献学家深感兴奋。顺便提一句，吕氏的《孝经义》早已失传，黑水城文献中竟有其西夏文译本出世，这简直是奇迹，盍吕氏曾知延州，镇鄜延，在西北边地为官多年，其著作在西夏颇有影响，因以流传也。 三 刊本大藏的初期典范 在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占大多数的是佛教文献，有《阿含经》、《大般若菠萝蜜多经》、《金刚经》、《妙法莲华经》、《般若心经》、《瑜伽师地论》、《释摩诃衍论》等重要佛教经论，其中以《华严经》卷四十《入不思意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印行最广。 刻本佛经肇始于唐五代，大规模有系统的刻印，则始于宋初的《开宝藏》。据《佛祖统记》载，宋朝曾多次向外国和周边并峙政权赠送大藏经。太宗雍熙元年（984）赠日本国一部。另据《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等记载，宋朝向西夏国回赠大藏经有六次，第一次为仁宗天圣八年（1030），最后一次为神宗熙宁五年（1072）。现特引熙宁间宋帝诏令一通，以见其详情。《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五《赐西夏国主乞赎大藏经诏》： 诏夏国主：省亲「乞收赎释典一大藏，并签帙、复帕、前后新旧翻译经文，惟□辰慈，特降旨命，另有司点勘，无至脱漏卷目，所有印造装成纸墨工直，并依例进马七十□，聊充资费，早赐近年宣给」是具悉。……所请赎经文，已指挥印经所，应有经本，并如法印造给赐。令保安军移牒□州，差人于界首交割，至可领也，所有马七十□，更不用进来。 西夏所得之宋刻大藏经，为《开宝藏》无疑。《开宝藏》于太祖开宝四年（971）始雕于成都，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板运开封、存印经院，曾经修订补充，故夏国上表中特别提出要包括「前后新旧翻译经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