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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社会文书虽然有零碎杂乱、不易辨识、不成系统等先天的缺陷，但它们毕竟是当时当地各种社会关系的局部的原始记录，比起历经文人整理的史书记载更加贴近社会，接近真实，因而越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除了上述宋朝西北边境军事文书外，黑水城汉文文献中还有各色官司社会文书六十余件，从年代上说，最早的是北宋端拱二年（989）智坚等四人往西天求取菩萨戒的誓记，最晚的是多件有北元宣光二年（1372）年款的毁房提控案牍，提调粮食公文等。属于西夏遗物的有夏桓宗天庆年间裴松寿处典麦契、夏神宗光定十三年（1223）千户剑亭申报的处决注户状。更多的则是有元时代内容纷繁的文书，如捕盗呈文及批覆，刑房令，亦集乃分省粮斛收支检单，发放粟麦、出典土地、回货之类的契约等等。尽管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末，战争使黑水河改道北流，黑水城未能逃脱被沙漠吞噬的结局，但从这些文书可知，在三十多年后的北元时，黑水城地方政权依然在有效地行使着职能，老百姓仍然在这块土地上生活。黑水城最终成为一座死城，这是当地人民的一场灾难，然而高温与干燥的自然条件又使那里产生与流传的文献、器物得以幸存。 诸宫调在金代是民间文学的大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著名的《董解员西厢记》被明人胡应麟赞为「金人一代文献尽此矣」。在出现如此成熟的作品之前，必曾有过许多同类型的作品奠基。黑水城文献中的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证实了这一论断。这部文学作品的原件，已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由苏聊交还中国，现藏北京图书馆。由于它早已为人所知，现在已经成为文学史家不可忽略的论题。 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话》是一部有趣的宋人笔记，书目无载，而王灼的《碧鸡漫志》曾引述其文。王灼绍兴中为幕官、所著书已引《文酒清话》，则《文酒清话》当刻于北宋时期。黑水城发现的《文酒清话》虽为残本，但王灼所引唐封舜臣索《麦秀两歧》曲事亦在其中，且较王灼引文为详。 抄本《六十四卦图》未见别本著录。作为术数类的占卜书，当然有助于了解彼时彼地特有的民俗。但是，如果从民间文学的角度去考察，也许其意义更为重要。此卷扉页录有关于五代时的民间唱词：「创业开机显朱〔梁〕，定乱平妖复李唐。石晋异图因姑嫂，刘汉逢义为蕃王，郭周社稷成柴氏……」,唱至五代后周归于柴氏。正文先列「颂曰」，然后为释义，其后为「赞曰」，再后为「歌曰」。在各卦图的爻间，分别标志五行干支和妻财、官贵、父母等相应关系；下注该卦出处，比如「观卦」下标明「此卦是玄宗皇帝与叶静能看月宫，虽有好事必不达」。其他还有姜太公遇文王、孟姜送寒衣、汉高祖困荥阳、张骞寻河上源、唐三藏去西国取经、武则天称帝、安史之乱等语。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民间信仰，以及和「诸宫调」的流行互为印证的笔记小说话本的题材、敦煌遗文的题材，这些讲唱文学从唐代历经五代、宋而至西夏王朝，仍是家喻户晓，久盛不衰。 二 雕版印刷的宝贵史料 与敦煌文献不同的是，黑水城文献中刻本多于抄本。这是时代进化的结果。在中国古文献传播史上，传抄时代绵延最久，敦煌文献最大量地展示了传抄时代中卷轴装形式的风貌。唐五代宋初的敦煌文献中，已有印刷品出现，而黑水城文献从时代来说，恰与敦煌文献相衔接，这一时代是刻印书籍成熟并被广泛使用的时代。 在中国版刻史上，宋元刻本最受重视，与宋先后并存的辽金刻本，自与宋本等价，而西夏刻本，世所罕见。明末以来，藏书家即视宋元本为瑰宝，藏书品位之高下，常以有无宋元本及藏有多少为判。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以好古佞古目之。因为无论是从文物还是从文献价值的角度而论，宋元刻本确实高出一筹。当今全国乃至海外，藏有中国古籍的图书馆极多，但藏有宋元本的图书馆不多，收藏有北宋刻本或者相当于北宋刻本的即有《吕观文进庄子义》、《广韵》、《历书》及佛教文献共十余件，南宋刻本有四十余件，金刻本有《孙真人千金方》、《新雕文酒清话》、《六壬课秘诀》等八件，西夏刻本一百余件，元刻本十件，尚有五代刻本数件，其余为唐、宋、伪齐、西夏、元写本文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