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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 1839-1914）是19世纪与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齐名的三位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事译书工作的外国人，但是因材料不足，到目前为止对金楷理尚无专题研究。高田时雄教授发掘出五种有关金楷理的新材料，即：(1)意大利热内亚Chiossone东方美术馆收藏的金楷理藏书和未定译稿；(2)美国浸礼会历史协会所藏金楷理书信（1868-1870）；(3)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公告（Bulletin of 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General Catalogue 1850-1928）；(4)《驻德使馆档案钞》(吴相湘编，中国史学丛书36，台北，1966)；(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出使德国设领外交档案。终于搞清了金楷理的生平事迹。金楷理出生于德国，自1869年末开始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从事翻译西文书，并在附设的广方言馆教德文。他翻译的西文书主要是军事方面，数量相当多。1879年年底，徐建寅被派赴欧州收购军舰，金楷理以随员身份同往。此后金氏在柏林、巴黎、圣彼得堡、海牙、布鲁塞、罗马和维也纳等地的中国使馆里工作，长达二十四年之久。高田教授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很多历史背景，纠正了某些词典对金楷理的误记。 高田教授的另一篇报告《洋泾浜英语的成立》阐释了19世纪《南京条约》的缔结和英国势力的日趋强大，原作为中国贸易语言、在澳门通行的一种葡萄牙语系的混合语被皮钦英语（pidgin English）取代，并传到上海，流行于旧上海中外商人云集的贸易地段：英法租界之间的小河洋泾浜。从而考证出洋泾浜英语并不是在上海形成，而是有漫长的传播历史和过程。这篇报告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对晚清西方地理学思想究竟以怎样的途径传递到东方，又在中国以何种形式输入这一问题的回答。 关于近代地理学理论与思想如何从西方传递到东方，传导的途径、形式及回应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西方到东方，东方不是只有中国。倘若不能将文化传递的路径、时间、空间及人物的脉络清晰地展露给世人，我们则很难再发掘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史料，也难理清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真相。现有的研究成果多半只是谈及一些较大规模的来华使团或西方传教士中有影响的人士的活动，对那些地位较低、未知是否有著作传世，或各色普通的政界、商界、军界人士则少有过问。高田时雄教授是在意大利寻访中文书籍时偶然发现了金楷理的藏书和译稿，才有意去追索金楷理的足迹。高田教授的实践为治中外文化交流史之学的人指出了正确的治学途径。邹振环先生的功绩在于为读者开列了许多西方地理学的译著，极有一番功力，其中包括金楷理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出的西人地理学书籍，可惜他没有再进一步追踪寻迹，所以邹先生对金楷理的生卒只能书之：“不详”。前文提到的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和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等著作，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清朝晚期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看来，19世纪中后期西方地理学在东方引起的社会震荡正再次引起当代学者们的关注。但是读罢总有某种未能清透的感觉，假如从方法上讲，这些著作“注重的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却“不仅仅局限于对晚清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技术性问题进行考释”（引自郭双林：《导言》），那么不肯费力地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事件厘清，又怎能与国外同行们对话呢？ 三、科学思想与技术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环境 最后，我想就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编制与刊印谈谈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环境这个问题。 很多外国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舆图没有什么科学性和精确性，中国人自己也有一些同感，这大概是用近一个多世纪的情况去评判已经过去的近二千年的中国制图历史。因为此前已另有文章论评，这里不打算再分析古代中国地图的准确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