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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碰撞交流发生在明末清初，也就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耶稣会士的东来，他们不仅带来基督教义，还有自然科学、西方哲学与艺术，特别是利玛窦（Matteo Ricci）《坤舆万国全图》、毕方济（Sambiasi, Francesco）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的两种《坤舆全图》，以及艾儒略（Giulios Aleni）《职方外纪》等地图或书籍，将西方人对地球、世界地理等科学的认识带给中国人，对中国人世界地理观念的更新本应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天主教廷不许信教的中国人拜祭祖先，交流成了单向的接受，引起中国人的不满，持续100多年的交流被中断了。新地理知识的传播只在少数官僚和知识精英中获得了反响，远未深入到一般中国百姓的常识中。邹振环认为：由于当时的中国人“不能充分认识到地理学汉文西书的意义及其价值，因而也没有人能对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地理学知识作深一层的学术研究，因此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应战，这部分异质知识点无法有序地联成知识线，更谈不上建立文化认识上的‘地理台阶’。而‘地理台阶’恰恰正是知识结构产生变动的重要的基础。不能建立这一‘地理台阶’，对异域文化的认识就无法踏上物质技术的层面，进而深入社会规范和心理认知的层面。”（53—54页）在这里，作者特别强调了地理学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以往国内学术界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似乎没有能够对地理学新知识点的引入以应有的重视。 第三次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邹振环书中关注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这段时期，但是这一次双方的地位不同了，西方科学思想与文化是随着炮舰叩开中国的大门而以强势输入，中国人已经不太可能像前一次那样当传统习俗和国民尊严被抑制时，靠皇帝的权力能够再将西人驱逐出境。所以，这第三次中西文化交流更带有单向传导的色彩。20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历史情势的变化，反帝、反侵略、反民族压迫、反封建统治在现今中国学生的历史教科书中成为主旋律，那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或者说西方科学知识的输入反而被人为地淡化了。 二、中国词汇中的外来因素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中有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尤其从19世纪开始汉语的外来词汇越来越多，这恐怕就是第三次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研究所的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教授几年前曾出版了新著《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该书力图从语言学角度，“对现代汉语的形成是始自‘五四运动’的这一传统观点，进行重新评价。”（作者译著序，汉语大辞典出版社，上海，1997年）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大陆对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在推进新文化和启蒙中国社会的作用一直评价甚高，当然，我们绝不能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功绩有丝毫的抹杀；问题在于这种“传统观点”和“主流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与宣传会给人们以某种程度的误导。现时的人们可能以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是从20世纪初对民族屈辱的自强意识中萌生的，而完全忽视作为中国人世界观念源头之一的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传入。特别是当今社会，历史学已经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斯文扫地”，年轻人困于“历史是什么？”这样的疑惑和经济的诱惑力，自感学习历史于就业没有太直接的联系，而满足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传统观点和结论。很少有人注意或承认19世纪中国在列强欺侮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随着西方人的到来，特别是被“传统观点”和“主流思想”不齿的那些传教士却用关于世界地理的新知识开启了中国人的眼界。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反目与融合，在文明社会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中年以上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总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背诵的一句话：“我们应该时刻注意在一种主要倾向之下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对待中国近代史的问题，是否不应忘记这个教诲。那就是应当关注一个多世纪以前当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武力侵略的同时，西方文化传播的正面影响与中西文化交融的倾向和方式。 现代汉语词汇中外来因素的影响是受到中外学者较多关切的一个研究视角，1999年底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邀请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高田时雄教授来北京大学访问讲学。高田教授是国际汉语言史学术界颇有劲力的中年学者，在东方比较语言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作的两次学术报告：（1）《金楷理小传》、（2）《洋泾浜英语的成立》，其内容皆与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有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