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瑟·伯立戴尔·凯思（Arthur Berriedale Keith，1879－1944）是著名的英国东方学者。他的父亲是律师，哥哥威廉·约翰·凯思做过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缅甸行政官。凯思本人毕业于爱丁堡的皇家中学校和爱丁堡大学。以后又在牛津的巴略尔学院学习。1914年他被委以御定梵文教席（the Regius Chair of Sanskrit）之职。此前的14年中间，他一直是钦定的皇家律师，供职于政府的殖民地事务部。他对印度文化研究的贡献主要在涉及吠陀经典及古代梵语的学术方面。1936年，英国当时出现了国王辞位的危机，他受命成为皇家顾问。他在生前，地位就已经逐渐显赫了，但他还珍爱文化人的身份——“爱丁堡大学梵文教授和英国宪法史讲师”。他去世以后，妹妹将其所有的图书、报刊、手稿和文化藏典都捐赠给爱丁堡大学图书馆。对他的图书和所有文字遗稿的整理编目到1985年才最后完成。今天，该大学在图书馆专门保存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类藏书。 凯思先生成长和受教育的时期，正值英国历史上辉煌的“维多利亚王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3年。从1837年一直持续到1901年，英国社会中正好经历中产阶级的崛起这一历史变化，社会上流行推重的也正是保守的然而温良敦厚的道德风习。这个时代刚刚经过了英国人在东方的殖民主义扩张，殖民地财富大量流往宗主国，间接造成了那里的人文科学昌明。当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以后，一批殖民地官员和大学教授都致力于印度古代文明的研究。这一时期，南亚的佛教与印度教文化逐步受到重视，一些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都有可观的成果。这一阶段之后，便是印度学或东方学（其中也就包括了佛教与其他印度宗教的研究）的一时繁荣，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凯思教授个人的文化风尚算是上承维多利亚时代的余韵。他既是一位标准的绅士（他是受封为爵士的名人），也是为世瞩目的学者（他终生从事东方学术的研究，即令做官时也是手不释卷）。他的博学在当时就为人们称道，这一点我们从其著述就可以看出。他对于古代的印度文化——从吠陀经典到印度教中的六派哲学——有浓厚的兴趣，终生用心不缀；他对于现实英国的政治制度也很关心，英国宪政史是他的专业之一。他对于梵语，梵语的戏剧、诗歌，对于印度神话，对于从奥义书到往事书，以至正理学派和佛教因明家的著作都有深人的研究。他的许多著作也涵盖了这些领域。1990年他的传记出版时，那副标题就写的是——“苏格兰学术的大花鬘（the chief ornament Learning）”，该传记的作者是小席思（Ridgwau F．Shinn）。 本书，也就是《印度和锡兰的佛教哲学》（BUDDHIST PHILOSOPHY IN INDIA AND CEYLON），发表于1923年，从那以后，它一版再版。直到今天仍然是印度许多图书公司一再翻印的作品。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谈本书的特点：作者的思想立场与方法论，作者的学术成就。作者是典型的英国理性主义学术传统培养起来的，还稍稍有一点西方优越论的意味，本书在开头部分对于基督教文化传统流露出来的好感是所有读者都能觉察的。这也难怪，他生活的时代算是大英帝国的黄金时代，虽然他从事研究创作的日子里，英国已经走下坡路了，但他个人的境遇并不会受什么影响，他毕竟是济身贵族的精英知识分子。凯思先生在对东方宗教的研究上是有点“无神论”色彩的，一切经典上的传奇都要接受他的经验常识以及普通理性的检验。一般说来，他不承认任何超验的事物，对于神通一类的东西，他投之以睥睨的目光。这一点，读者从本书也可以看出。 其次，我们自然想看看他在佛教方面的学术成果。从本书看，凯恩先生在佛教研究上所重视的是经典传统与先前的印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在一系列的重大学术讨论上，他注意了佛陀与他之前的社会宗教思想的联系、佛教的思想深化与部派分裂、大乘与小乘的联系与差别、龙树的中观哲学与商揭罗哲学的关系。探究其学术路子，知道他主要从南传佛教入手，凭藉的是巴利文经典。这正好是英国人的佛教研究重要园地，也是其最有成果的部分。从本书看，凯思先生似乎并不熟悉大乘瑜伽行哲学，尽管他对该派圆熟的佛教因明理论有较深入的心得。但我怀疑，他之因明学并不太重视唯识学说的背景，他是将因明当成纯粹的印度形式逻辑学来研究的。这一点使他区别于同一时代的俄国学者舍尔巴茨基，后者的因明研究力求追溯唯识一系的认识理论，完全将因明视为晚期大乘佛学的一种组织形式。逻辑是内在地联系于宗教哲学立场的。两人之间的区别来源于各自的学术道路与传统。舍尔巴茨基的学术风格可以上续到德国的梵语研究传统上。他的语言学功夫同凯思先生也有很大的不同。除梵语外，舍氏精通多种古代东方的语言，其熟悉波斯语、藏语，甚至汉语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