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孤岛”时期。而被日军占领的位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周边的沪西，当年被称为“歹土”。中国的爱国人士与日、伪之间，为控制“孤岛”，曾进行过剧烈的秘密战争。《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作者魏斐德查阅了大量已转移到美国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原始档案、汪伪政权原始资料、有关的回忆录及日记等，书中材料十分丰富。 报纸之战 1937年11月，日军一进入上海，便接管了设在公共租界里的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宣布所有的中国报纸都得接受检查。为了避免检查，许多中国报纸雇用了英、美公民为发行者，作为外国刊物向租界当局注册登记。例如，《申报》便成了美国的注册企业，表面上由美国律师奥尔曼发行，他也是工部局的成员。由此，“洋旗报”及其增刊便成了“孤岛”时期知识分子进行反抗的最重要的论坛。由于日本占领军及汪精卫傀儡政府无法通过新闻检查而操纵这些“洋旗报”，他们只得诉之于恐怖活动。 从1938年2月初开始，外国注册报纸的职工和编辑们便受到了威胁，如《Evening Post》的袁伦仁及《大美晚报》的总编张似旭都收到了恐吓信，有时候收到的则是内装死人断手的盒子。那些拒绝停刊的报社更可能遭到炸弹或枪弹的袭击。1939年7月22日，一帮枪手冲进《大晚报》和《中美日报》社，打伤十多名工人，并射杀了一个外国人。1940年7月16日，张似旭正坐在南京路一家德国餐馆喝咖啡，受雇于日本人和汪精卫的枪手们突然冲上来，将他射死。上海最大的日报和抗日最有力的支持者《申报》，尤其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其“发行人”奥尔曼是受到汪伪政府“驱逐”威胁的七位外国报人之一，总编朱岳在1940年6月遭到一个恐怖分子的枪击而受伤。两个携带武器的蒙面日本人还在《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的寓所殴打了他。1940年7月被汪伪政权载入黑名单的83位教育家、艺术家、作家、编辑和记者中，有10人是《申报》的雇员。黑名单上的每个名字下都标明了“死”，因此，许多人都藏匿起来，或者前往外地。黑名单上的一位记者后来报道说，他每天早上去上班时，都故意在其目的地的前一站或后一站下车；他在报馆工作时，总是处于高度不安的状态，不知道今晚能不能回到家里。 在受到袭击的所有刊物中，《申报》乃是主要目标。报馆被炸了三次。第一次暴行发生在1940年7月，当时有三人扔进了四颗手榴弹，炸死一人，炸伤十九人，其中包括一个中国巡捕。《申报》馆的第二次爆炸案发生在1940年11月，恐怖分子使用了木柄手榴弹，造成了严重伤害。第三次爆炸案是件古怪的劣作：1941年1月6日，工部局警务处的一个华籍巡捕在汉口路与山东路的转角处发现有三颗木柄手榴弹，被报纸仔细地包裹着。后又发现，手榴弹是从申报馆隔壁屋顶上扔下来的。手榴弹一颗也没有爆炸。有人推测，他们将手榴弹扔在那里，可能是想恐吓进出报馆的工作人员。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可能是为了报复一星期前，亲汪伪的《平报》社遭到炸弹袭击之事。这起事件导致警方在附近增加了巡逻，并且就在当天，巡捕们当场擒获一个21岁的“暴徒”，当时他正要向河南路与山东路转角处的一家报馆扔手榴弹。这个名叫田良的男子一个月前参加了陈公博的特工组织。 当时，暗杀活动也很猖獗。那份黑名单上最突出的名字之一是《申报》编辑金华亭。2月2日凌晨4时30分，金华亭走出爱多亚路上的一家舞厅，有一个男子向他开了三枪，金华亭立即倒地，死在人行道上。刺客是汪精卫特工总部成员。而杀死《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和程振章的，也是伪特工总部的人。《大美晚报》的协理李骏英在张似旭死后，睡在报社办公室一年之久，但仍于1941年6月23日被暗杀。绑架更是经常发生，至1941年4月19日，已有15名中国记者被汪伪特务绑架。 法院之战 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法官，原是由蒋介石政府任命的。尽管敌伪方面想方设法使之丧失信誉，但在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所有这些法官实际上仍然忠于国民政府，而最为坚定者则是钱鸿业。他是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刑庭庭长，被认为是惟一一个敢于在法庭上公正处理政治犯的法官。1940年7月29日中午，钱法官被一个枪手暗杀在威海卫路，人们怀疑这是沪西歹土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务机关干的。同年9月，“76号”发给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法官、法庭翻译和其他官员们一封信，其中写道：中国今天与日本之战已无希望。英国政府从中国撤走军队一事表明，他们已经认清了中国的真正形势。美国驻沪海军无力采取行动。与我们合作，共建中国的和平。我们敦促你们在一星期内向极司非尔路76号报到……。这封恐吓信导致的结果是，法官们将北浙江路的法院当作了临时寓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