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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1月，法国将第二特区地方法院的权力交给了汪伪南京政府，遂使南京当局对于法租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但这也意味着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实际上要单独对付伪政权的挑战了。敌伪的特工们采取各种手段，使得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工作无法开展。他们威胁法官和其他法院官员的生命，向与之有关的各个方面施加压力。1941年2月3日凌晨4时30分，三名特务驾车驶过威海卫路上的民事法庭时，扔出三颗手榴弹，秘书处的办公室被炸坏。出租车又驶往北浙江路上的刑事法庭，在那里他们又扔出了几颗手榴弹，所幸只有一颗爆炸，建筑物轻微受损。 与报纸之战一样，炸弹的攻击不及对个人的袭击有效。1941年3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徐维震博士，在法租界华龙路自己家门口遭到五名持枪男子的绑架。4月中旬，法官冯世德的家被四人用手榴弹所炸。在此同时，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审判长、检察长的安全都受到威胁。而4月22日，两位法官则遭到未遂绑架，他们受到手榴弹和枪击，幸未受伤。即使是法院办事员和秘书，也可能被抓。正如《密勒氏评论报》所说：“这股对由重庆任命的法官的暴行浪潮，乃是日本将所有重庆法院赶出公共租界的企图的一部分。” 银行之战 抗日战争史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乃是金融战：银行与银行争斗，尤其是国民政权与汪伪政权各自为了用自己的通货取代对手货币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在上海，这种竞争很快发展到了“城市游击战”的方式。 最初的几件银行官员被杀案，乃系亲重庆的国民党特工对通敌分子的行刺，最轰动一时的炸弹爆炸事件则是1941年2月20日对位于外滩的中央储备银行的袭击。那天上午10点半，穿着中式长衫的六名男子走进外滩的中央储备银行。其中一人直趋二楼的经理办公室，但一个会计的出现惊吓了他。他便与其他诸人拔出手枪开火，随后扔了四颗炸弹，但只有两颗爆炸。袭击者打死了一个银行保安后脱逃。伪政权当局试图利用这次国民党特工在光天化日下对汪伪中央货币发行银行的袭击，获取最大的宣传利益。2月25日，警务部长李士群在极司非尔路76号宣称：上海仍有许多银行属于重庆政权，但维新政府并未试图破坏它们，为的是促使这些银行家和金融家参与“和平运动”。李士群讲话后的3月3日正午，又发生了对中央储备银行总办助理傅永炳的未遂暗杀，以及4月21日重庆特工对该行一位资深经理的行刺事件。此后，日伪政权采取了激烈的报复。3月21日夜间，伪政权的特务将手榴弹和炸弹扔进了三家亲重庆的银行。在此同时，作警察打扮的六个枪手越过夜班守卫，冲进了江苏农民银行的宿舍，五名银行职员被打死，六人以上受重伤。第二天凌晨，多辆警车驶到位于歹土极司非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伪警察和几个日本宪兵将128名银行职员从床上拖起来，带到极司非尔路76号监禁。汪伪政权还在3月24日发动了大规模的炸弹袭击。当天下午，爱文义路上中国农民银行送进了一个包裹，里面发出嘀嗒响声。工部局警方赶赴银行，拆除了这颗炸弹。差不多在此同时，中国中央银行白克路分处发生了爆炸，炸死1人，伤38人。另一次爆炸发生在法租界内，那里的中国中央银行逸园办事处也被炸毁，7人死亡，21人受伤，大多数是办事员和会计师。 1941年3月25日后，上海诸银行恢复正常营业，当然，其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幕后活动。 国民政府的外交事务代表段茂澜博士首次来见美国总领事罗赫德，要求公共租界的行政当局给予更多的支持。段博士说道，若无适当的保护，则诸银行只得撤出，而国民政府的通货供应也将随之撤出。罗赫德答应向美国政府传达他的关注。3月28日，美国驻重庆大使收到了外交部有关中国银行绑架案、农民银行爆炸案及中国中央银行各分行爆炸案的照会，要求美方促使上海租界当局，“对租界内的中国诸银行进行适当的保护”。然而美国国务院并未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在改善形势方面几无作为。 直至1941年4月5日，拘禁在极司非尔路76号的128名中国银行雇员仍被关押。以日本宪兵作后台的伪警察对中国银行的雇员们说，他们将被作为人质，换取重庆当局的良好表现。假若日伪方面的银行职员有一人被杀，那么就用抽签的方式，从被关押的128名中国银行的雇员中选择三人处死。这些威胁是否被重庆方面获知，并不清楚。4月16日国民党军统特工杀死了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科长。这不仅激起了一个半小时后对方的恐怖袭击（汪伪特工枪杀了中国银行上海总办事处的会计主任），当天76号的特务将中国银行人质中的三人——新闸路办事处主任、总办事处出纳课长和另一人——由武装警察押送到中行别业，当众枪杀。伪警察丢下这三具尸体走了，住在那里的77户人家，随后全都迁走了。此后这块荒废的住宅区，被伪中央储备银行的雇员占用。上海人普遍相信，杀死三个银行职员的真正动机，并不仅仅在于报复，还在于强迫法租界与公共租界接受不值钱的中央储备银行的通货。当然此举并未成功。 摘自《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