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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上海乞丐的研究中，卢汉超对近代上海的乞丐“阶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通过对近代上海乞丐的概述、人们对乞丐的不同解读、政府在乞丐问题上的政策等问题的深入分析，为我们了解上海底层市民生活提供了蓝本 。他首先指出，乞丐这个阶层至19世纪始已作为一个独具竞争性的职业出现在近代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中，且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他认为，虽然历史上游民、流民以及乞丐在意义上具有重叠性，但仍然有一定区别：流民包括那些遭遇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而被迫离开家乡去城市寻找生路的农民，这些人中会迫于生计而沦为乞丐，而一旦灾难过去他们又会重返家乡，因此流民人口往往是随季节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游民则不然，根据大卫?福尔的论述 ，游民便意味着那些在城市中无固定职业的居无定所之人，乞丐与两者相区别的在于它已作为一种职业存在于都市社会中。根据他的调查，沦为乞丐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由于自然灾害，其余则是因为战乱、盗窃、破产、失业、残疾以及家庭的变故而造成的，大多数人在沦为乞丐之前都有一份固定的职业，而这份职业并不足以让他们糊口，因此一旦发生任何变故，他们只能以乞讨为生。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只有下层人民才有可能成为乞丐，事实上，作者看到，甚至是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如教师、医生、师爷乃至商人都可能成为乞丐中的一员。乞丐的收入一般较稳定，调查表明与普通工人相比，乞丐的收入还略高一些，因此一旦成为乞丐，便意味着在收入上不会出现大起大落。那么，公众眼中的乞丐又是何等形象呢？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乞丐进行考察分析，列举了三种公众眼中乞丐的形象，分别是：贫穷的代名词、狡猾的寄生虫、神仙的化身。根据乞丐不同的乞讨方式可分为午夜乞丐、桥上乞丐、“红白喜事”乞丐、尾随人后的乞丐、公共厕所乞丐等等。在19－20世纪的上海，乞丐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和经济的繁荣有关，他指出乞丐的活动范围集中于富人以及佛教徒道教徒聚集之处，某些精明的乞丐依靠娴熟的乞讨技巧往往能赚得不菲的工资，因此“在上海乞丐放高利贷、拥有私人黄包车甚至纳妾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经过一系列研究，作者最后得出结论，城市中的下层阶级从一定意义上可说是乡村败落的结果，成千上百的农民由于灾荒或其他原因涌入城市，企图通过乞讨来谋得生存，从侧面也体现了中国社会非同寻常的适应性和弹性，这一弹性来自于百姓为求生存而固有的本能反应，这也从多方面反映了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不变的主题。在回顾过去的同时，作者也看到在当代上海出现了与解放前乞丐现象相似的问题，不仅体现在其人员的构成上，还表现在其组织的完善性上，他颇有建树地指出，由于存在农村--城市两极分化，贫穷的农村与逐渐富裕的城市所产生的不平衡使六十多年前的乞丐现象又一次重演，这是发人深思的，同时值得政府引起重视。 卢汉超教授长期从事上海历史研究，对上海的文化、社会、政治等诸领域均有深入的研究，其著作《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对于那些居民以及来自农村的移民如何生活在这个高度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城市中进行了描述，视角独特，篇章组织紧凑，是上海城市社会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在此之前上海史研究中很少有研究涉及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将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对象进行研究，本身即填补了上海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具有开创意义。他认为，市民的日常生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通过对一些看似非常琐碎的小事诸如日常必需品、食品的考察我们得以探究到每日的琐事对形成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有何作用，他同时指出日常生活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超乎想象，这一学科的研究将我们带入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领域，同时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线索。 卢汉超教授的研究注重对资料的搜集与征引，其论著中资料丰富翔实，往往大量利用报纸、档案、口述等多方资料，他认为“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而言，社会学上的调查、采访以及人类学的观察和研究都是必要的”。在他生动详尽的叙述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色彩丰富、栩栩如生的画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