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租界华人的参政运动，卢汉超也有专文讨论 。租界华人参政运动始于1905年，上海自开埠以来租界一直由外人把持，随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以及上海工商业的繁荣与稳定，华人开始要求参与租界事务，要求租界内的中国居民对租界事务同样具有发言权，并为此与租界当局进行斗争，这就是华人参政运动的由来。卢汉超通过对三个时期华人参政运动的考察，即华商公议会时期、华人顾问委员会时期以及华人董事时期，指出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和发起人是租界内拥有一定资产的中国纳税人，特别是中小商业资本家成为了这场运动的主力，他们的民族意识强烈，而与之相比，上层华商的态度却非常软弱，摇摆不定。在对华人参政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时，他指出此运动是租界历史上第一次将矛头直接指向租界当局的司法统治，也是第一次将矛头指向《土地章程》，其意义是深远的，反映了资产阶级开始认识到它对中国人民正当权益的反作用，同时参政运动也是上海人民地租界制度抵制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恰当地估计这场运动的爱国意义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一定的助益。 在讨论西方物质文明对开埠初期上海影响时 ，卢汉超通过老上海县城及中心城区的变迁，指出租界对华界在市政建设，包括路名的更迭、中心城区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非同一般的，上海老城墙的拆除则更是体现出上海的绅商们受租界影响，具有开阔的眼界。从器物的传入来看，他指出近代上海市民对诸如照明、用水、铁路等一系列外来事物从最初的排斥到惊异，最后直至认同和接受，揭示了与政治制度和文明相比较，物质的东西更容易被移植或引进。上海作为最早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之一自然成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物质文明的一个窗口，物质对于人们的观念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西方物质文明在近代上海的传播过程同时也反映了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和交融的一个侧面。 文化认同这个论题在西方学术界一直被广泛探讨，卢汉超曾就中国城市与文化认同一题进行研究 。他认为，文化认同具有普遍性，认同感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一部分，它既是群体的又是个体的，也可被看作是个人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去认同一个群体，对中国而言，由于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别而造成城市的优越感。以上海为例，上海是近代中国最为西化的城市，这具体表现在高度的商业化以及最为制度化的市政管理中，而解放后的上海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使上海身份得到进一步的认同。在研究中，卢汉超将上海开放与包容的文化与美国文化进行比较，认为两者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其相似之处，由于兼具开放性与包容性而构成其多元性。上海对移民的歧视并非说明它的狭隘性，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恰恰是上海多元和包容的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