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出现了如章学诚论诗话的专论《文史通义·诗话》。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出现过对整个文评著作的综论性文章，但诗话作为最有代表意义的文评著作，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专论，也应该说是文学批评学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在章学诚之前，将“诗话”或“谈诗家”作为一个整体来批评的文字不是没有，但这种批评往往只是就某一问题(如起源、弊病等)，或就某一些人的某些理论、观点发表三言两语随感式的意见，而章学诚的《诗话》则是一篇完整的专论。它从诗话的起源论起，论及了诗话的分类、流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流弊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所下的结论也颇中肯，所以历来受到论者的重视。 三、出现了如《鲁岩所学集》(张宗泰著)这样集中了近四十篇有关诗话文评专论的别集。这些专论虽然多以序跋的形式出现，但集中了这么多的数量，在以往的别集中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足以说明作者对探讨这一学问的重视。且他的题跋，也往往与一般的目录版本学家所作不同，还是比较注意从文学批评方面着眼。如其《跋(榕城诗话〉》云：“《提要》谓‘堇浦论诗意欲追步渔洋，而渔洋善于摘录名句，堇浦则未之能’，是诚有然矣。然窃以为堇浦学博而才雄，其作诗以驰骋笔墨为能事，故其所取之诗亦多与己性情相近，往往长篇大幅、数十韵之古诗多见编录，颇有戾于诗话之体。”《跋岁寒堂诗话》云：“戒名不甚著，诗也不多见，而其持论，乃远出诸家评诗之上。”《跋南濠诗话》在总体上批评作者“悖之甚”，“可谓无是非之公”的同时，又指出：“惟其中有一条云：‘诗之不工，以不用心之致。’又谓：‘作诗必情与景会，景与情合，始可与言诗。’颇得作诗之旨。”可见他还是颇具文学批评史家的眼光与气度。但毋庸讳言，他的这些专论，仍然不能给人以一种把文学批评(或诗话)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来作系统研究的印象。实际上，不但他如此，章学诚、毛先舒、冯班等何尝不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比之以前，其文学批评学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觉醒，但还未达到完全自觉的地步。 据上所述，诗话、文话、序跋、杂著等理论性的批评，在总体上还是显得比较零散，甚至还不如某些目录学著作那样网罗全面，提要系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对于文评学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在这类论著中发表得最为充分。比如关于文学批评的起源、分类、标准、流变、价值及批评的方法、态度等都有不少论述。而这些问题在其他样式的研究中恰恰是较少顾及的。这里先看讨论得比较热闹的有关文评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是围绕着诗话起源的问题而展开的。作为勒成专著的诗话之作，有人认为钟嵘《诗品》是“诗话之源”(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也有人认为皎然《诗式》、张为《诗人主客图》是“诗话诗派之所由滥觞”(余成教《石园诗话》)，或者认为《六一诗话》才正式用了“诗话”之名，故司马光继而作《续诗话》。这些我们暂且都不论。由于追流溯源，有人就把诗话(实际上也就是文学批评)的源头推到了遥远的三代，也有人认为起于稍晚的春秋战国时期，又有人降而至汉代，甚至有人认为发端于南朝宋代的《世说新语》。这些意见，或从内容着眼，或从形式考虑，或主于议论，或重于记事，都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形成和发展打开了思路，具有积极的意义。再如关于文学批评的价值与功用问题，在这类著作中也多有讨论，并不简单地认为“诗话兴而诗亡”。“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文心雕龙·序志》)大凡早期的文论著作多强调自己的批评是为创作服务的，到何文焕序《历代诗话》时还认为诗话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那么怎样的文论著作才是“骚人之利器”呢?有人强调只有能把握住“诗家三昧”即诗的艺术特征的诗话才是上乘之作，否则“杂出蔓辞，殊不强人意”(王铎《麓堂诗话序》)。而有的则比较侧重在遣词造句、使事用典等具体的写作方面，如《彦周诗话》开头就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彦周的这段话，兼顾了“文”与“史”的两个方面，还照顾到大量的记事性诗话的资料价值的问题。不过在中国古代，在传统的经史观主导下，理论家们还是十分强调为“诗教”服务的功能。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论及诗话除了“论诗论文”之外，还兼具“传记”、“小学”(训诂)、“杂家”(笔记)的作用，而归根到底则“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有的论者还说得十分尖锐，如沈洵在肯定《韵语阳秋》“有益名教，若悖理伤道者，则反复评论，折衷取予，以示劝戒”后说：“振六义于古诗既亡之后，发奥赜于灵均未睹之先，又岂若世之评诗者，徒揣其句语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于月露风云、花木虫鱼形状之间而已哉!”这显然是把宣扬诗教放在首位的。总之，他们已各有侧重地论及了文学批评具有阐发艺术理论和指导写作的价值之外，还谈到了它的社会作用和资料价值等各个方面。诸如此类，在诗话、文话、序跋、杂记类的论述中，较多地接触到了有关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尽管比较分散，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