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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结合了作家作品的研究，肯定了前人文论中情理说。再如《升庵诗话》在论“四言诗”时，引用了刘勰、钟嵘、刘潜夫、叶水心等人的论说后，作了如下的总结：“合数公之说论之，所谓易者，易成也；所谓难者，难工也。”这也可以说是对前人文论研究后所作的结论。当然，在古代的诗话、文话、序跋、杂著中，更多、更有代表性的是对前人的诗论文评作出直接的肯定或否定性的批评，或表示不同的意见和作某种引申发挥。如宋代孙光宪在《白莲集序》中评《文心雕龙》日：“风雅之道，孔圣之删备矣；美刺之说，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评，不复过此。”这是对全书的评价。《岁寒堂诗话》称“钟嵘《诗品》以《古诗》第一，子建次之，此一论诚然”，这就是对钟嵘某一具体意见的肯定；而《碧溪诗话》说钟嵘评陶潜诗“但称其‘风华清美，岂直为田家语”’，则是对钟嵘论陶的否定。《升庵诗话》说：“宋人诗话称戴石屏‘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以为奇句。余观唐韩君平‘夕阳山向背，春草水东西，意同而语尤工。”这就是对前人的诗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在同一书中杨慎又说：“刘勰云：‘铅黛所以饰貌，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予尝戏云：‘美人未尝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尝不读书，读书未必皆奇才。’”这段话针对刘勰论质与文的关系时比较侧重在内在的本质而说得更加辩证，且引申到才与学的问题。在古代诗话中，清初贺裳的《载酒诗话》等较为注意对前人诗论著作与诗论问题的批评，如“宋人论事失核”、“宋人议论拘执”、“《野客丛谈》”、“《瀛奎律髓》”、“刘须溪”、“高秀英”、“苕溪渔隐”、“《升庵诗话》”、“顾华玉论诗”、“《艺苑卮言》”、“谢榛《诗家直说》”、“袁石公论诗”、“《诗归》”、“谭评苏诗”等一看标题就很清楚。他的批评往往能抓住要害，一言中的，且又比较平允，不作绝对的肯定或否定。如日“须溪评诗极佳，然亦有过当处。”“谢茂榛论诗，不顾性情义理，专重音响，所谓习制氏之铿锵，非关作乐之本意也。其纠摘细碎，诚有善者，亦多苛僻。”“钟氏《诗归》失不掩得，得亦不掩失。得者如五丁开蜀道，失者则钟鼓之享鹩鹛。大率以深心而成僻见，僻见而涉支离，误认浅陋为高深，读之使人怏怏耳。”在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后，又往往详细举证，加以分析，故具说服力。但或许是受了诗话体例的限制，所论还缺乏一种批评史学的整体观念。古代论者各人在发表肯定或否定等不同意见时，往往会集中在某些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展开辩论，例如严羽的“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两句话，就引发了后人不息的论争，今就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所提到的来看，就有黄道周、朱彝尊、毛奇龄等三十馀家参与了这场辩论。可以说，双方辩论的意见有的还表现得相当激烈。但通过辩论，大家不但更加了解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严羽及其《沧浪诗话》，而且对作家的才与学，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等重大理论问题有着不断深入的认识，推动了古代文学批评学的发展。应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学者们对于文学批评的问题还是关心的，对不少专著和理论问题作了批评和研究，但遗憾的是专心致志于此的学者毕竟比较少见，故没有出现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文评著作的专著，所有的评论大都散见于诗话、别集、杂著之中。到清代，情况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出现了如毛先舒《竟陵诗解驳议》、冯班《严氏纠谬》一类就某一文评专著所发表的专论。《严氏纠谬》一卷，力图以学问匡正《沧浪诗话》以禅喻诗的疏误和批判“似是而非，惑人为最”的“兴趣说”，以救正明代七子以来诗尊盛唐的时风。它的观点是否正确自可讨论，但毕竟以这样的批评形式和批评勇气而出了名。在《诗辩坻》中的《竟陵诗解驳议》一文，可能因批评对象本身并没有《沧浪诗话》那样出名而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它倒是一篇较好的文学批评史学方面的专论。毛先舒其人还是很有批评史头脑的人。他在《诗辩坻》的《总论》中有一篇《三弊篇》，也是专论“古今谈诗家”的“持论”的。《竟陵诗解驳议》是批评钟惺《诗归》一书的专论，长达7000字。钟惺的《诗归》作为竞陵派的代表作，在明末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竞陵诗解驳议》先将竞陵派放在文学批评史发展的背景上，分析了这一诗派之所以能风行的六点原由及其弊病，然后再对《诗归》作具体的批评。它先摘录了三十八条，认为“是其立说善者”，并没有全盘否定；然后又摘录了三十三条“其立说谬者”，一一加以分析；最后又表示了对当前诗歌创作和批评风气的担忧，点明了他写本文的目的。整篇文章结构完整，有分析，有深度，应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史上的一篇比较像样的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