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这本书，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有些话虽然并不直接关乎本书的内容，但是与该书又密切相关，于是择其要者写在这里，作为后记。在来杭州之前，也听说自古就有“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这样直言不讳的表白。而我，并不是冲着这里的天堂美景欣喜雀跃而来的。2001年3月底，我结束了在日本东京大学为期一年的研究生活，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这时，面临着与论文答辩一样重要的问题，就是找工作。且不说回来晚了对找工作不利，关键是要下决心选定今后的研究方向。因为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而博士论文的选题却在与本专业不同的日本思想这一领域。当时我的导师方克立教授推荐我去中山大学哲学系，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的严绍鋈教授则推荐我去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因为我那时想，目前的兴趣仍然 在日本近现代哲学思想这一研究领域，尽管有违师命，甚至在已经与中山大学签订了协议的情况下，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杭州。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生活上必须独立了。而来到杭州，所在的研究机构和从事的工作都偏离了自己的本专业，这使我觉得自己在学业上也不得不独立了。记得在离开北京来杭州之前，我拼命地搜集和复印资料，而且做梦都有一种被放逐、被边缘化的感觉。这也难怪，在自己熟悉的常常能够见面的同学中，我们这一届中，离开北京的只有三个，其中另外两个去了上海。我庆幸这次因为选择了杭州而同时获得的这种“在学业上也不得不独立了”的感觉。 我所在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这三年来，给了我兄弟姐妹般的亲切关爱和广阔自由的活动舞台。这使我的独立意识能够在温暖的集体中得以健康发展。这个课题就是在王勇所长的鼓励下申报的。他甚至不厌其烦地为我修改日文的申报材料，并且完全当作是自己的事情直到满意为止。众所周知，浙江大学日本文 化研究所是以典籍的交流即“书籍之路”研究为特色的。敢于在非特色的研究领域里鼓励年轻教师申报重大的国际合作课题，其胸襟和精神，令我感动。如果说这一课题的完成还算成功的话，这也要首先归功于王勇、王宝平教授所营造的这个让我可以“以所为家”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自由和谐的研究环境。 主持国际合作课题和主编一部专著，对我而言都是头一次。这次难得的经验让我明白了个人力量的有限和真诚合作的可贵。虽然事务性的工作占去了自己很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从中学到的东西更多。我很高兴以这种方式结识新朋友和增进与老朋友之间的友谊和了解。比如这个课题名称是直接受到池田知久教授的启发而选定的，而山室信一教授不仅自始至终关注和指导着这一课题的研究，这在精神上已经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而且他作为课题组的特邀成员，直接参与到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来，更是让我终生难忘。严绍望教授、卞崇道教授，奖掖后学、有求必应，特别是严教授甚至任我将其会议论文拆得七零八落，其菩萨心肠不能不令人叹服。在课题的起初阶段，还得到了李鞋平教授、荻生茂博教授、韩东育教授、王青副教授、张跃副教授等人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肖朗教授在资料上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人文学院的束景南教授给予了亲切的鼓励。台湾的陈玮芬博士，是我未尝谋面而值得信赖的真挚的朋友。感谢课题组的每一位朋友，没有你们的辛勤劳动和卓越的协同精神，本课题就不可能如期完成。当然这种“完成”还只是新的合作的开始。 眼下纷纷扬扬的大学改革，使人文学科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冲击波中，急就章式的文字越来越多。我尽力克制自己不要制造已经十分泛滥的文字垃圾。如果各位精彩的论述因为我的 编排而失色，那完全是我的责任。或许我是有些性急了，因为这种冲击波，我也不得不在写完这篇后记之后赶紧卷起铺盖、携家带口投奔我的母校南开而去了。 对我来说，恐怕“江南忆，最忆是此书”了。 2004年8月28日即来杭三周年之际于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哲学思想研究室 去年9月1日，我匆匆地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南开大学。围绕这部书稿的出版事宜，便成为我回南开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里，我要感谢该书的责任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秦志华先生 所做的种种努力。特别是在秦先生的理解和支持下，我在校样的基础上，将本书的结构略微作了一些调整，我们都觉得这样更加合理。这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与一位优秀编辑合作的收获与愉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