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4年，还是我读初中的时候，偶尔有一天从父亲的书架上见到了谷川先生的这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当时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父亲负责接待来华访问的谷川先生，此书便是那时先生所赠。一晃二十年，今天能由我来翻译此书，实在是一件奇缘。说起缘分，需要提及我和先生结下的师生之缘。1992年春天，正是在先生的帮助下，我有机会留学东瀛。1995年考入龙谷大学大学院后，我更是有幸师事于先生，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习学六朝史。 谷川先生作为日本中国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其学问秉承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以来的京都学派。如果概括整个谷川史学的特点，那就是：（1）批判地继承风行于战后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建立了强调道德意识、伦理精神的共同体论；（2）运用实证性研究，证明共同体关系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特质，同时也是中国史发展的规律所在；（3）主张重视共同体的特性，重视人间精神的中国文明终究可以为现代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文明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本书《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即是谷川先生治中国史的最初成果，亦是整个谷川史学的基石。 正如谷川先生本人在《中文版自序》及《序说》中反复说明的，该书研究的虽为五胡北朝史，但目的却在于解决隋唐帝国的历史特征问题。作者的整个思路如下：秦汉以来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是考虑隋唐帝国性质的关键，因为这意味着类似大土地所有那样的私有隶属制关系受到了某种制约而无法全面展开。而这一现象从阶级统治、阶级斗争的史观上是无法解释的。由此应考虑的是，国家与民众除了对立以外，应有着相互联系的一面，而后者更能反映隋唐帝国的本质。如果用国家与民众相联系的观点把握隋唐帝国时，则有必要上溯到其政权形成的渊源时期，亦即北朝时期。 在这种思路下，作者最初研究的是导致北魏瓦解的六镇之乱。六镇之乱由北部军镇的镇民所发动。镇民又称城民，作为一种军户，他们与一般州郡户不同，大多由鲜卑等北方胡族人民充当，并且是极有荣誉的兵士。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后，城民的身份逐渐降低，最后由本来的自由民降至一种贱民的地位。对失去自由身份的不满正是六镇之乱的直接导火索。 北方胡族人民从自由民降至贱民，又从贱民争取恢复自由民的身份，这就是六镇之乱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然而在作者看来，以北魏末年的内乱为分水岭，其前后时期亦具备了上述两条基线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特点。由此作者对整个五胡北朝史展开全面研究，力图证明从五胡政权到隋唐帝国的历史推移即是上述两个过程的反映。 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北方胡族与汉人地方社会的广大民众。他们虽然各自肩负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但目标都在于追求自由平等的身份。东汉以来，长期受到汉人支配的胡族在这一时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是他们作为自由民的发端。五胡政权建立的宗室军事封建制以及北魏实施的北族军事体制，其特点就是继承游牧民族部落制度的传统，以图保障本族人民的自由身份。但上述体制的缺陷是太过强调种族血缘主义，因此不能有效地处理与广大汉人社会共存的问题。北魏孝文帝的门阀主义政策原本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但反而使得自由民的北族兵士沦落到贱民的地位。为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自由身份，胡族士兵奋然而起。与此同时，地方乡村社会的非门阀豪族与乡里民众一道结成了乡兵集团，其目标在于否定门阀主义的身份秩序。汉人与胡族民众逐渐汇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东西两魏政权的基础。北周时期，柱国的军队主要由府兵构成，而作为府兵基干部分的正是上述乡兵集团。于是便可以看到，非门阀豪族借此与政权发生联系，他们和胡族人民一道形成了新的统治集团，同时也一道演变为推动隋唐统一政权形成的原动力。 通过上述一系列研究，作者从政治史的角度把握到了五胡北朝时期的历史运转轨迹以及隋唐国家的本质，那就是导致隋唐国家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胡族和汉族两个社会的民众对于自由身份的追求。在《中文版自序》中，谷川先生提到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感到自负之处是密切注意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翻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使我深深感到，谷川先生正是通过研究人与人的结合，人与国家相连接的一面来探索隋唐帝国的形成与发展之本质的。 本书出版于1971年，后几经再版，现在已成为日本学者研究从五胡十六国到隋唐统一三百年时代史的必备之书。其内容虽侧重于政治史，但用谷川先生本人的话来说，对于政治史的关心最终归结到了中国社会中的人的自由问题，也就是在政治史的分析内面，潜藏着精神史上的课题。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观察该时期的政治现象时，目光所及，便是作为自由之本源的共同体世界。谷川先生后来致力于共同体问题的研究，其因即在于此。以士大夫的精神为中心，把握六朝贵族的基本结构即共同体关系，其成果便是1976年出版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一书。与《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相比，该书显示出了对精神史方面的强烈关心。从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出发，逐渐深入到探讨六朝社会的内面结构及其历史性质这样一些核心的问题，谷川史?在此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