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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志》有鉴于此，每一部书都尽可能用各种印本相互比较，凡上海图书馆有藏本者一一参照比对，记载各本的异同。间或也参照其他地方的藏本，如明万历刻《诗林正宗》一书，即用浙江图书馆藏二本参校。不同印本互校互惠，不仅有助于对馆藏各书作出更为真确的鉴定，而且有助于纠正其他各馆藏本著录之失，下文将看到一些实例。 校勘文字内容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书志》不仅比较异本，观察形式，而且校勘内容。版本的研究最终必须落实到内容，同一副版片，不同的印本之间的差异不校文字不易察觉；不同版片之间的高下短长和源流嬗变，最终也要看文字的差异。 这个道理无人不知，然而校勘文字内容是最为吃力的事情，所以很少有人乐于尝试。《书志》肯于迈出这一步，知难而进的精神不能不令人称许，通过艰苦的劳动而取得璀璨的成果也在意中。《书志》比较各本时，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发现文字差异。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思旧录》，据戴望校补本勘对二老阁刻本之剜版空白；《注释采眉故事》与《墨庄书言故事》二书门类相出入，《书志》列出表格比较二者的同异，如此等等。 版本辨析精细入微 《书志》著录各书描述周详、比勘精细，几乎每一部书都有新知创见，足以增广见闻。通俗的类书和小说印刷频繁，不仅屡屡翻版，即使同一副版片也时有修版改版，一旦转手更改牌记，俨然以新刊面目出现，更难查考。我们略举几个例子看看《书志》对这些书的版本的论述是多么深刻。 先看类书。明刻《白孔六帖》一书据版心刻工名确定为嘉靖刻本。剑光阁本《事类赋》一书有康熙、乾隆二刻，也有多种翻刻，《书志》一一说明各本的差异。《册府元龟》一书指出明崇祯刻本不同时期印本的差异，并纠正《郑堂读书记》之误。明刻《事物纪原集类》行款形式与上图藏阎敬刻本相同，《书志》指出此系翻刻，而且说明阎本与宋本、李果本文字都不尽同。明夏相刻《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以上图藏同版二本比较，指出初印本仅前、后二集，续、别、外三集为后来增刻。《古今源流至论》比较嘉靖、万历二本内容异同，指出万历本目录经过重编，与内容有不一致处。《玉海》一书对元刻版片明清递修及清代重刻都有详细说明。《翰苑新书》明万历刻本与宋本卷次不同，《书志》指出万历本仅重编卷数，文字无多差异，而四库本虽与宋本卷次相同，却有删削之处。《韵府群玉》馆藏为翻明王元贞刻本，《书志》指出编者另见翻本四种各有区别。明万历刻《诗林正宗》一书，与浙江图书馆藏二本比勘，详述三本异同，据此本刊记确定此书有万历原刻、天启重修之别，为《善目》所未及。 再看小说。《宋稗类钞》一书历来颇有异说，《书志》据讳字断定馆藏为乾隆本，并详细比较康熙、乾隆二本的差异，当有助于澄清事实。《山海经广注》馆藏乾隆本两部，《书志》说明二本有异同，并指出所谓乾隆五十一年金阊书业堂刊本实际是得版重印，而非重刻。《酉阳杂俎》一书历来有异议，其《续集》来历不明，《书志》对此书版本有所探索，对皕宋楼旧藏抄本和上图藏《续集》抄本都有说明，而且说明汲古阁刻本版片后归广文堂，以及馆藏续集有朱笔注出见于《太平广记》各条。《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书，指出文献中所谓步月楼刻本其实是用明三山道人原版修补后印本，并非重刻。《禅真逸史》一书的版本款式有详细描述，有助于鉴别明清各本的异同。《太平广记》馆藏为黄晟本，《书志》不仅与明谈恺刻本作比较，而且指出有三种印本都称黄晟刻本，其实各不相同。 通过细心检核和认真比对，《书志》的阐述具体而精细，不仅足以开拓眼界，增益见闻，而且发现和纠正了文献中的许多失误。这里略举几个例子。《氏族大全》一书，馆藏为明永乐日新书堂刻本，日新书堂是刻书世家，元明都有书出版，若无牌记，归元归明，颇费踌躇。此本有永乐牌记，《书志》据以纠正《善目》、《嘉业堂善本书影》、《静嘉堂宋元图录》归为元刻之误，积疑冰释，令治目录学者拍手称快。 《群书集事渊海》一书馆藏为明正德刻本，《书志》指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用湖北图书馆藏弘治本实即此本。各馆著录之弘治本可靠与否，不能不三致意焉。 《圆机活法诗学、诗韵全书》馆藏为明万历唐谦刻本，刊记具在。《书志》据以定《善目》著录之北大藏本缺《诗韵全书》14卷，而故宫所藏的万历本实即此本，惟封面、刊记已无，难以遽辨其真面而已。 《三古图》一书，据吴万化识语指出《善目》确定吴氏宝古堂本刊刻年代不准确，而清黄晟得吴版重印本经常被著录为清乾隆亦政堂重刻。按：此书明泊如斋、宝古堂二本又易与黄晟印本混淆，郑振铎先生的《劫中得书记》即以为宝古堂版归泊如斋，入清又归黄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