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著名历史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汉族， 1945 年11 月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1966 年高中毕业后入伍，在部队历任战士、宣传干事、副指导员。1978 年转业到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宣传部工作，曾任科长、区文联主席，后任南阳市文联主席，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现任河南省文联名誉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40 岁开始文学创作，致力于营建" 帝王系列"。代表作有《雍正皇帝》《康熙大帝》《乾隆皇帝》等系列小说以及随笔集《二月河语》；曾获茅盾文学奖。
    冯其庸要帮我“走后门”
    冯其庸先生对我说过，你尽管写，不要考虑出版问题。
    舒晋瑜：在部队写新闻报道，之后写历史小说，好像您的写作道路非常顺畅。
    二月河：我在写《康熙大帝》之前，接到的都是退稿，其中也包括《康熙大帝》。我还写了一点剧本，基本都被退稿。个别的也是非常特殊的原因，就像我写《戒烟的好处》这类文章，写出去之后他们说感觉是在宣传抽烟的好处。《康熙大帝》之后，基本就没有退稿了。
    舒晋瑜：不断遭到退稿，但是您依然坚持写下来了。
    二月河：当然心里很难受，自己的劳动不被编辑认可，也有一些牢骚，感觉他们太低下。但是，退稿是他们的事情。我对自己有底气，对文学的认知有一点底气。
    舒晋瑜：后来是哪位伯乐发现了您？
    二月河：冯其庸先生。他看了我的论文说，你可以写小说，试试文学创作。我说我在编辑部没有后门，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事情我来做。他有这个话，我写起来就大胆了。
    舒晋瑜：后来是冯先生帮您推荐的稿子吗？
    二月河：他们约我的稿子。当时的黄河文艺出版社（后来的河南文艺出版社）听南阳日报的编辑说，有人在写康熙大帝，就找上门来了。之前，冯先生就对我说过，你尽管写，不要考虑出版问题。
    当时黄河文艺出版社的王汉章和顾仕鹏找到我，在这里搞了两天，测验我的历史知识。半天看稿子，一天半的时间两个人在那里提问题。顺治、康熙、乾隆……从穿衣吃饭、出行车马、皇祖关系、满汉矛盾到生活习俗、人情世故，全问到了。后来我问他们，问这些干啥？他们说，我们得知道你能写不能写，我们知道你研究红楼梦，不知道你形象思维怎样。我问结果怎样？他们说，你对答如流。
    两级跳“硬着陆”入文坛
    冯其庸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觉得，我和冯先生的关系就是“私塾弟子”，他看得起我，我也佩服他，但没有业务上技术上的指导。
    舒晋瑜：您曾经将作家分为“硬着陆”和“软着陆”两种。
    二月河：“软着陆”是上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延着铺满鲜花的道路走向成功；“硬着陆”是连降落伞也没有，从飞机上两眼一闭跳下去。“硬着陆”也有成功的，但成功的少。我的“硬着陆”不是一次性着陆，是两级跳，所以没有摔死。
    一次是跳进了红学界，然后从红学界的台阶跳进了文学队伍。如果一个高中生拿着《康熙大帝》走进出版社，也许编辑看也不看就塞进废纸篓；但是红学会的会员拿着《康熙大帝》给编辑看，人家可能就重视一些。过去无论在出版界还是在报界，我都没有杯水之交的朋友，没有这种交往，凭什么要出版社相信你？所以必须要有资格。
    我的头脑很清醒，没有大学文凭，也不可能取得大学文凭，要想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长。我参军那会儿，部队在深山沟里，铁丝网圈套住了，不接触市井，也没有爱情生活，只能读历史。我研究的是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比较复杂，别人不愿意研究，我就想如果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也很好。直到现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明清都有了相对完整的研究系统，两晋南北朝还是薄弱环节。
    真正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契机就是红学会。我从小对《红楼梦》感兴趣，连续写了一些见解独特的论文。后来引起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重视，他把我的论文刊登在《红楼梦学刊》上，吸收我为全国红学会会员。
    我进入红学界后，冯其庸对我说：“你有写小说的才能，你形象思维很好。”他的话激发我从“二楼”往“一楼”跳。“硬着陆”没有降落伞，跳得低一点就行了，需要找个平台。事实证明两级跳的这种思维方式是科学的。
    冯其庸是我的良师益友。我觉得，我和冯先生的关系就是“私塾弟子”，他看得起我，我也佩服他，但没有业务上技术上的指导。
    读者爱你，拥有一切
    创作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没钱买空调、买电扇，我就在桌子下放个水桶，把两条腿放进去，这样既凉快又防止蚊虫叮咬。
    舒晋瑜：能谈谈当时的创作情况吗？我们看到“落霞系列”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全是鲜花和掌声。
    二月河：创作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没钱买空调、买电扇，我就在桌子下放个水桶，把两条腿放进去，这样既凉快又防止蚊虫叮咬。冬天夜里写到凌晨两三点钟，实在瞌睡，就用烟头烫自己的胳膊，驱赶疲劳，清醒神经。当时写完《康熙大帝》第一卷时，我因为过度疲劳得了“鬼剃头”，女儿摸着我的头说，这一块像尼加拉瓜，这一块像苏门达拉，这一块像琉球群岛……
    舒晋瑜：您写的历史小说是涵盖历史人文的小说，其中既有历史的真实性，也有艺术的真实性。您认为怎样看待历史的真实？
    二月河：我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写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活动、功绩、挫折，重要的历史人物，或者是人物在事件中的表现，不能有假，不能虚构。写人物的细节、场景有虚构的余地，如你什么型脸，长脸、圆脸，有无酒窝，是林黛玉型，还是杨贵妃型，谁说了算，我，二月河！三部曲，坚持了历史的真实，我二月河没有欺骗人。
    我认为，在历史上，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不可磨灭贡献的，都应该颂扬；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破坏作用的，就要鞭挞……关于历史的真实问题，很多电视剧都不及格，如有用一锭银子或二两银子去打酒，就不真实，只是几个铜钱即可。再如，十五贯等于多少斤？编剧不知道。电视上就没有介绍过银子怎么找(零)。对于电视历史剧，我没有恭维的话。《雍正王朝》播出后，中央电视台采访我，问我能打多少分，我说59.5分，如果四舍五入的话，严格意义上讲不及格。有人认为我对历史剧颇有微词，但是查一下，二月河给过谁及格呢？不是我定的标准高，是历史剧的水准太低。我只要求两个真实，一是历史的真实，一是艺术的真实。不求历史上真的发生过，但求历史上可能发生过这样的事。
    目前的读史热，全民对历史的关注，可以说是件大好事，民族需要认知自己的历史，需要对我们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和反思。这么多、这么棒的专家在百家讲坛等等这样的大媒体进行历史知识宣讲，我认为中央电视台是做了功德无量的好事。在这件事中，有的历史专家讲得不是很地道，或出现失误，或泥沙俱下，和总体的功德量比起来，微不足道。康熙大帝第一卷写出来后，有人跟我讲，要把康熙的阴险毒辣写足。我说，一定要把康熙的“大”写出来，只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这种思维。我们对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了解多少？一些人对历史认知的愚昧长期以来是很令人忧虑的事情。掀起读史的热潮，可以说是文化上一次全新理念的体现。我认为这件事是很好的。至于出现的问题，人们会给你提出问题，让你重新考量、重新纠正、重新去讲，这有什么不好？
    褒贬古人看贡献
    我对我的几部作品都是基本满意的，就像老爹看自己的闺女，怎么看都好。
    舒晋瑜：之前在部队生活的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二月河：培养了我坚强的性格，世界观也受到影响。
    我参军那会儿，部队在山沟里，铁丝网圈套住了，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也没有电视。我想读点书总比打扑克强。我在团里是理论教员，给团首长讲马列主义。我就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哲学，庄子、列子、墨子，研究两晋南北朝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比较复杂，别人不愿意研究，我就想如果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也很好。
    舒晋瑜：转业之后才开始写作吗？
    二月河：197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一个县级宣传部当科长。我自己写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我的工作做得很好，几个同志都做得很好，在地区、在省里经常获奖。在这种情况下，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
    1980年，我在红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史湘云是禄蠹吗》《凤凰巢与凤还巢》等文章。1982年，我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红学会第三次《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些专家、学者谈到康熙皇帝，就有人感叹，至今尚未有一部描写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的文学作品，实在遗憾。我就大胆地冒了一句：“我来写！”
    舒晋瑜：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勇气？
    二月河：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和经典著作涉猎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我没看过的不多了，世界经典没看过的不少，但是看过的也不少。我自己写东西的时候，按经典的标准审视我的创作，所以说我有一定的自信。我对自己的形象思维也有一定的自信。按照我对历史、艺术的双重认识和理解，尽可能写好，我相信读者会给予青睐。
    从1986年出第一本书到现在，30年了，读者仍然不讨厌我，我的书从黄河文艺出版社到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到河南文艺出版社，一直在加印，一共印了多少，我实在说不出个准数。读者的厚爱给我很大的精神慰藉，我感到很温馨，同时也大大改善了我过去的生活环境。父亲到了晚年，我能每天让他吃水果，他吃什么药我能全包，我还有能力给下岗工人、给希望工程捐款。能做到这一点，我非常感谢读者。读者就是作者的衣食父母，是我的精神支柱。读者爱你，就拥有一切；如果不爱，一切都是痛苦的。
    舒晋瑜：古文功底是什么时候打下的？
    二月河：人到了穷极的时候，就会产生另外一种动力，我从参军，在大同，穿上长筒水靴，头上戴上矿工帽，戴上矿灯，腰里拴上一根绳子，到煤井下面，蹚着那个黑水，从那水里面哗哗地蹚过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最底层，这个时候，你不论朝哪个方向努力，你都是向上的。
    我的自学生涯实际上是从大同这个地方开始的，我自学古文，实际上是在我们部队驻地那些破庙里边、那些碑碣上，用铅笔把那个碑拓下来，然后自己在那个地方钻研，读了这些东西。这在学术界称为“黑老虎”。所以读明清人笔记，可以像读报纸一样读下来。
    后来读清史，读康熙、乾隆的资料，就非常容易。我以一年一卷30万字的速度投入创作，把清朝康、雍、乾盛世130多年间既空前辉煌又行将没落的历史画卷，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舒晋瑜：为何选择历史人物、政治人物作为创作题材？
    二月河：我以这三点来评判历史人物：第一，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对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作出过贡献；第二，在发展当时的生产力、调整当时的生产关系、改善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这几个方面是否作出过贡献；第三，凡是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发明创造这些方面作出贡献的就予以歌颂，反之就给予鞭笞。
    我写皇帝并不是对皇帝情有独钟，而是这样的人容易带领全局。他们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而且他们带领的时代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辉煌，在回光返照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呈现出来。
    舒晋瑜：能否谈谈您作品中的变化？
    二月河：《康熙大帝》第一卷、第二卷，是我才入门写的。现在从社会学角度看，有些内容比较幼稚，有些武侠的成分，有媚众的嫌疑。但是到第三卷以后，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到了《乾隆皇帝》的时候，感觉有些唠叨。我听到周围朋友讲，喜欢《雍正皇帝》的多——观众有观众的看法，读者有读者的看法。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对我的几部作品都是基本满意的，就像老爹看自己的闺女，怎么看都好。
    今天反 腐与历史上有四个不同
    人的两种本性——贪婪与恐惧，在太阳山捡金子时的形态，表现得最为充分。
    舒晋瑜：2015年，您突然成了“反腐专家”，其实您介入这个话题是偶然的机会。
    二月河：我不是反腐专家，我是小说家，是偶然介入进来，对社会的思考是每个人的责任，腐败的问题关系到每个人。
    舒晋瑜：您怎么看待中国的腐败，根源在哪里？
    二月河：小时候读过一则童话《太阳山》 ，说有座山上遍地黄金，人们可以随便去捡取。只是这件事只能在黎明前去做，太阳升起时，没有下山的人就会被晒死在山上。聪明的人捡一点立刻下山，贪婪的人来不及下山就死在山上。
    中国的太阳山在什么地方？我以为最高峰是在官场。我们的官位级别，也就像一座高高的山，金字塔形的，有着稳稳的基础。在这座山上，只要你“知足”，取得你应有的金子，大致可以说是安全的。规则可以说极为明确，只有低头捡金子不看天的人，太阳出来，就会被晒死。
    人的两种本性——贪婪与恐惧，在太阳山捡金子时的形态，表现得最为充分。
    舒晋瑜：不同的历史时期，反腐的状况也大不一样吧？
    二月河：反腐都是把非法所得收回，但是现在和过去的反腐不一样。
    一是维护利益的根本不一样。共产党维护群众的利益，过去的反腐是为了家族利益，为了某几个人的利益。二是人民群众关心的力度不一样。过去的反腐和老百姓有关联，但不直接。现在的反腐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人民关注的程度不一样，参与程度也不一样。百姓对腐败的憎恨化为一种力量，举报、揭露那些贪官。三是领导力度不一样。过去的反腐也有机构，秦始皇设御史，就是监督官员们遵守游戏规则。纪检和舆论批评也就是这个作用。现在除了中纪委、检察院等社会公众机构参与，还有督导组、巡视组，群众可以通过公开的电话，自由向纪律检察委员会反映情况。政府阶层和人民群众高度认知，形成整个社会的反腐风暴。四是决心不一样。过去的反腐是点到为止，把腐败分子抓起来就完了，现在反腐，除了三严三实、群众路线教育等配合，老虎苍蝇一起打，这种措施，这种觉醒，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男女老少，共同关心反腐，在中国历史上不曾见过。这是从我的角度观察历史——我对历史的认知也很皮毛。
    舒晋瑜：您在《二月河说反腐》中也提到，现在中国的反腐力度之大，几乎是史无前例。同时也有一种看法，现在有些官员过于谨小慎微，不作为。
    二月河：现在的反腐强度大家都没遇到过，人们会对形势的判断有一些犹豫和彷徨，这都是正常现象。自古而今，没有因反腐而导致国家或民族产生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反腐植根于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心理诉求。反腐慢慢会进入常规化，进入正常秩序。这里面也有很复杂的社会原因，需要动员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共同研究，既不伤害官员的积极性，又让官员能有所警惕，不让自己走进腐败的泥淖。保持力度，加强民众教育，同时要从根本上、文化上解决。对于官员的演变过程，清代就有这样的说法：一年穷，二年混，到了三年不成人。一开始都想做清官，三年就不成人了。
    茅奖这个事我不谈
    我也有“五个一”，每天一首诗、一幅字、一幅画、一篇短文章、走一小时路。这“五个一”不是每天都要做完，但是都围绕这五件做，别的事少做或不做。
    舒晋瑜：您的家庭教育是怎样的？
    二月河：在我小时候，因为钱的问题，我母亲不知道说了多少次。她说将来两个错误你不能犯，一个是，不是你自己的钱你不能要，不是你的钱一分也不能要。另一个是，作风上不要叫周围人对你有议论。这两条原则掌握住，剩下的问题家长可以帮你，朋友、老师都可以帮你，这两方面出了问题，别人帮不了你。这就为我以后的人生设立了一些不能逾越的杠杠。
    舒晋瑜：1995年10月，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初评，《雍正皇帝》在参评的120部作品中，曾被大多数评委看好，在无记名投票中以历史小说第一名的身份入围20部候选作品，但最后未能获奖。关于作品参评，您都了解些什么？
    二月河：我太知道了，但是这个事情不谈，我无话可说。
    舒晋瑜：是不是觉得遗憾？
    二月河：开始的时候有点遗憾，人生就是在不断的遗憾中过去的。好像别人打了个喷嚏，能有什么？根本没影响到我任何东西，所以千万不要遗憾。
    舒晋瑜：能谈谈您现在的状况吗？
    二月河：我眼睛不好，现在不写作品。我从一开始写小说，没再停下来，官也不想做，社会活动也不参与，专心致志写小说。我就是一个老百姓，很平常的一个作家。能够有这个机会在文学领域里发挥一下，也是实现了我少年时候想当作家的美梦，这是老实话。中学时期，我心里就想将来当作家，成为一个有文学创造力的人。四十岁以后终于进入文学领域，我内心感到满足。看看作品里一些不理想的东西也很惭愧。总而言之，实现了少年、青年时期的梦想。
    舒晋瑜：您曾经希望再完成“陨雨系列”——是身体的缘故未能完成心愿吗？
    二月河：“帝王三部曲”写完，《雍正王朝》播出第三天，我从收发室取报纸回来后，半边身子一麻，中风了。当时《乾隆大帝》第6卷还没写完，剩余的十几万字是在中风后写的。《雍正王朝》播出后第四天就达到高峰，一个月之内我在家里接待了400多家媒体，还要打点滴，还要接着创作，这个月是比较苦的。写最后十几万字时，我心里想，老天爷总是不会给人完美，总会留点遗憾。如果我停止不写，很可能长命，但是书永远写不完了。别看就十几万字，说你写不完就写不完。要么就是拼上，写完，管他后果如何，不要留这十几万字的遗憾。
    写完那十几万字，实际上我也不能再写长篇小说了。长篇小说有点像盖楼房的水泥浇筑，不可能停下来第二天再浇，否则整个工程就失败了。现在就写短随笔、散文，写点人生感受。
    至于“陨雨系列”，我得承认确实是个大话。人啊，要有这样的勇气，承认自己的吹牛，承认人生是个抛物线，有上有下，不能只向上；上到顶点，当人生的线向下的阶段，无论怎样努力，还是向下。任何一个完美的线条都是曲线的，抛物线才是最美的。就是航天飞机和发射出去的导弹也不是一直向上。上升阶段时考虑怎样才能达到极峰，下落时，就得考虑怎样像流星闪亮一点。很多杰出人士不懂这个道理，结果最后做事情都做得失败。我不蹈这样的覆辙。二月河不能出这样的偏差，如果有，证明一开始我的学术就不够。太阳到该落山时，落山也是一种辉煌，抛物线下落时也是很美的。一想起没完成的作品，我就热血沸腾，目光炯炯，睡不着觉，如果说是上帝假我以精力，假如我还处在上升期，肯定会继续写下去。现在我只能多想想庄子，这是我很清醒的理性思维。你想想当初的理想是什么，不就是上街买个烧鸡一类的东西不假思索么？上帝给了你什么，百倍千倍万倍了，还在那里贪婪，这就违背当初的理想了。我也有“五个一”，每天一首诗、一幅字、一幅画、一篇短文章、走一小时路。这“五个一”不是每天都要做完，但是都围绕这五件做，别的事少做或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