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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近年来史学界兴起的后现代史学思潮，直接挑战了传统史学中真实性的存在，“所有的历史都是诠释的，而且从来不是名副其实的真实。”（詹京斯《后现代历史学》第41页，江政宽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历史为历史学家本身的一种杜撰或虚构物，一种对过去的描述而非反映，一种冒充成真实生活情况的构思行为”（萨姆尔〔R．Samuel〕语，见《后现代历史学》第62页）。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史学看来，“一切史学即文学”。《科举与诗艺》最后一篇论文《中国的历史与故事的距离》就是利用后现代史学观念反思中国历史与小说的关系的，作者指出中国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评话以及明清章回小说与西方的“小说”观念并不一致，但中国的小说史著作通常是从解释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开始的，“这是由于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缺欠意识，在这种意识下，他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历史”（第203页）。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发人深省。作者从明代大量出现的关于《史记》的评点中敏锐地观察到，这些评点都是把《史记》当作文学作品来评点的；而以《史记》为代表的私家史学其特征是“展示”，而不同于唐以后官修史书的特点是“引用”，“展示”比“引用”更具有丰富的文学性。中国文学史把《史记》这部历史著作当作文学作品的现象正是与后现代史学接榫处。总之，我认为作者援引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也创造了一个新的解释空间，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读罢此书以后，发现一些问题，提出来以稍尽“批评家之责任”，并作为一个中国读者的回应。《宋元评点考》一文在考述到元代刘辰翁的诗歌评点时，似乎漏掉一部由他所编并有评点的诗歌选本《古今诗统》。《古今诗统》乃刘辰翁所选的一部唐宋诗歌合集，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著录：“刘会孟《古今诗统》六卷。”原书已佚，赖《永乐大典》存其佚诗多首。其中两首还附评点，如评陈杰《东湖晚步》“城里北风连夜号，平湖卷绿上枯壕。不知江水长多少，樯尾过城三丈高”。云：“如画”。评己作《里门高》“里门高，里门坏，百年风雨何足怪。但怜谁受沐猴烹，子孙不见乌江败。人人知笑不知戒，春草茫茫雉争界”。云：“类有所指”。言简意赅，颇能点中妙处。《古今诗统》的评点可以补充高津孝先生关于宋元评点的考证。另外还有些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以修正书中的一些观点，《科举与诗艺》第83页倒数第二行称“魏天应，号梅野”，根据北京大学张健教授的研究，魏氏应号“梅墅”（参见所著《魏庆之及〈诗人玉屑〉考》，载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编《人文中国》第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三节标题为“诗学的玄学化”，令人费解。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学问。而这一节并没有讨论到诗学之为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谈的就是本节正文使用的“诗学学问化”的问题（第106、111页），所以不必故弄玄虚，直接用“诗学的学问化”更加切题而明了。 另外，在翻译上也有一些小的问题。如第6页《宋初行卷考》中说：“述说王祐如何富有发现人才的责任。”此句表达有问题，我们一般说“负有什么什么的责任”，而不说“富有责任”，只说“富有责任感”。《中国的历史与故事的距离》一文中多次提到所谓的“阿纳尔学派”Annales，其实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翻译应符合中文译名的规范与统一。 本文还有一些笔误及排印错误，如第45页云楼昉《崇古文诀》选有“胡诠”的文章，实为“胡铨”之讹。再如第58页“皇佑元年”，“佑”显系“祐”之误。第67页，参考文献第11云江苏古籍出版社在“扬州”，误，应为“南京”。第86页，《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的编者应为“于济”而非“於济”（两处误）。第97页，“天宝十年”按惯例应称为“天宝十载”。唐玄宗天宝三载（744）正月至肃宗至德三载（758）正月，唐代纪年改“年”为“载”，前后共14年又1个月。所以“天宝十年”正确应称为“天宝十载”。 以上所言不免吹毛求疵，但作为读者无非想此书更完善一点。总而言之，高津孝先生的《科举与诗艺》一书，提供了由科举进入宋代以降文学史的视角，提出了很多启人心智的见解，也示范了怎样从科举角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方法。作者既有传统日本汉学家的精细，善于从小处着眼：又能援引西方科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具有开放宏通的气度，这体现了新一代日本汉学家的气质，也是值得中国研究者学习及借鉴的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