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六人集”的作者年龄都在40岁左右，属于日本新一代的汉学家，相当于中国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六人集”的出版展现了日本这辈汉学家的实力，对中国学界是一种冲击，也给中国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值得学习及借镜的方法。 笔者仔细读了“六人集”中《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一书。作者是日本鹿儿岛大学的高津孝教授，生于1958年，属于日本汉学家中的少壮派。中国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实行千余年，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巨大的可见及不可见的影响，包括文学。上个世纪，讨论科举和文学的名著就有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以及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而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著作一直未见。今年是科举制度废除100周年，一下子就出版了两部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著作，一部是祝尚书先生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另一部就是高津孝先生的《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从书后所附的“各篇原名与最初发表书刊”可见，书中最早的一篇论文发表于1989年，最迟的一篇则是2005年，可以说这个论题是作者近二十年来一直关注及着力的。 《科举与诗艺》一书提供了一个进入宋代文学很好的视角，即科举的角度。关于宋代文学研究有很多途径，当代学者有从党争、理学、流派等角度进入宋代文学的，从科举角度论述不多见。王水照先生在“六人集”的序中提到日本汉学巨擘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型”说（《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原文发表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中译文载《日本学者论中国史选译》第一卷，刘俊文主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其学说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唐代仍是贵族社会而宋代则进入平民社会，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科举制度的变化。宋代的科举制度相比于唐代更有利于出身下层的平民知识分子进入到精英阶层，从而实现社会的流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对文学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词在宋代的兴起，就与带有市民趣味的下层士人通过进士考试大量进入到国家管理层，从而也带去了其欣赏趣味有关。《科举与诗艺》一书中很多论文都与科举直接有关，如《宋初行卷考》《北宋文学之发展与太学体》《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对文化多样性的规制》《明代苏学与科举》《琉球诗课与试帖诗》。这种研究其实是跨学科的研究，即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这种研究从更宏大的背景入手，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动因，社会风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一种真正的“大文学”研究，很有深度。比如《北宋文学之发展与太学体》一文就向我们展现了北宋初年几种文学流派与科举之间的纠葛。前人研究宋初“西昆派”时很少与科举联系起来，高津孝就细致地观察到“西昆派”领袖刘筠三度出任知贡举，知贡举的事件对“西昆体”形成的影响（第30页）。在《明代苏学与科举》一文中，作者提醒我们的一个事实就是明代苏文的选本大量出现，及苏文的流行与科举有极大的关系，正如钱士鳌序其所选《苏长公集选》中所说的：“长公之文有以进于举子业也。”（第158页）再如《琉球诗课与试帖诗》一文，指出晚清出现的一些琉球人所编的诗集，如《琉球试课》与清乾隆年间会试中恢复考试帖诗有关，而这也影响到了琉球国内的科举考试“科”。这又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揭示了中国科举制度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也提供了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在“汉字文化圈”国家流衍的一个视角。 另外一些论文看似与科举无关，其实也有科举的背景，如《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宋元评点考》。在《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中作者指出：“说到宋代社会，它是由宋代士大夫（这一阶层构成了宋代社会的骨架），即由科举这一选拔机制造就的科举官僚阶层而构成的。所谓八大家的成立，首先与这一社会的特质相关联。”（第38页）这一观察就比单纯从文学史角度论述“唐宋八大家”如何形成更有说服力。再如在《宋元评点考》中，作者指出南宋的很多古文选本就是为应举而编的，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谢枋得的《文章轨范》；不仅如此，中国文学评点的产生也与科举有关，为了向科举应试者说明文章妙处，以及如何写作，这些古文选本编者都对所选文章予以“标抹”、“圈点”，从而产生了最早的文学评点。可以说这些论述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本书中的论文基本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后来中国学者如祝尚书先生也做过类似研究，如其著有《北宋“太学体”新论》（载《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虽然论述更加深入，不过原创性则为日本学者占先，不能不发一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