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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特别注意对概念的疏理，显示出日本学者研究细致深刻的一面；虽然讨论的只是一个概念，一个术语，但却能以小见大，透视出文学史、文化史上一些有趣的现象。如《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一文相当精彩。“唐宋八大家”对于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人耳熟能详，因此造成一种无意识的忽视或习焉不察，对于“唐宋八大家”的形成过程，为什么形成的问题似乎没有考虑过。作者通过对长时段的文学史（从宋至清）进行考察，得出“唐宋八大家”的形成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唐代古文家中，韩愈与柳宗元被特权化。第二个阶段，在北宋古文家里，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被遴选而出。第三个阶段，北宋的曾巩受到南宋朱熹的高度评价。第四个阶段，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被誉为三苏，受到高度评价。”（第37页）这四个阶段的形成史让我们看到科举制度、社会思潮、权力话语是怎么渗透到文学生产中来的，如明代唐宋派唐顺之等人如何不满于前七子“文主秦汉，诗规唐宋”的主张，开始寻找新的文学经典；作为理学大师的朱熹对曾巩的评价如何影响到曾巩地位的上升等等。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文学在经典化过程中，并不是纯粹的文学史行为，而是社会综合选择的结果。 再如，“按鉴”是明清小说书名中很常用的术语，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从没有对这个封面上的词产生兴趣，高津孝不但产生了兴趣而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过考察，作者先得出这样的结论：“‘按鉴’的‘鉴’是指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按鉴’似可解为‘按照《资治通鉴纲目》’。”（第163页）继而作者又观察到这个结论对于某些明代小说并不合适，又修正为：“‘按鉴’不单指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而是指以《资治通鉴纲目》及其续编为中心的通鉴纲目类的书物。”（第165页）不过，作者的考察并未停止，他又指出这一术语背后的文化意蕴：“‘按鉴’文本，是以要求历史小说应具有历史真实性这样一批读者为对象而出版的。”而这一批读者主要是“伴随着科举考试制度而形成的科举官僚阶层及其后备军——科举考生这一群体”（第173页），他们都受到理学宗师朱熹及其《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作者进而指出：“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对当时的白话历史小说来说，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第169页）这就非常准确地展现了宋明理学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如何影响渗透到中国古典小说中去的。最后作者又与科举联系起来：“至于按鉴文本的史实性，其实是朱子学正统论范畴中的史实性，它间接地显示了科举制度对文学的影响。”（第185页）这种论述无疑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可信度。读上面两篇文章有种“知识考古”的愉悦，作者细致地揭开每个概念的“堆积层”，每层背后都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人文意义，作者所着力的正是这一点。 再次，本书援引西方当代社会科学理论观照中国文学及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展现了新一代日本汉学家开放的风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界热衷于用西方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后来发现很多人对西方的理论根本不通，而是用贩来的理论生搬硬套中国文学，其成效也不是很大，所以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这种文章少了很多。但利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不能说是错的，而是一种路向，要求我们既要通国学，又要精西学。《科举与诗艺》一书中，很多地方用了西方的理论，如《苏轼的艺术论与“场”》就利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学场”的观念。该文首先介绍了布迪厄的社会学视点，下面着重用布氏提出的“自然化的历史”及“文化资本”的理论研究了苏轼的绘画论、书法论及文学论，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坡提出的诗画一致论的意义。高津孝似乎对布迪厄“文学场”的理论情有独衷，书中多篇论文用到这个理论，如在《宋初行卷考》中，作者说：“行卷附随于科举，形成了一种文学的‘场’。”（第1页）又如《论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中说：“宋代以后，作为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科举官僚们活跃的场，在朝廷这一话语空间里，奏议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第44页）我们看到，这种研究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较为适当、有限度的，从而避免了过度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