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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分层制度下，“下层”、“底层”概念会有不同的意义。举例来说，我们不能拿一般的“社会下层”概念去说明印度的底层社会（尽管印度已经在法律上取消了种姓制），我们也不宜拿“底层”概念去涵盖日本社会中普通的低收入群体（在日本另外存在一些特殊的底层群体，如被视作为贱民的“部落民”群体，还有被称为“在日”的、受到种种制度性歧视的韩国/朝鲜人群体等）。同样，今天中国社会中两极分化的社会分层状况、庞大的贫困群体的存在，既不同于美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差异，也不同于印度的贫困问题。不仅如此，即使在中国，我们今天的情况也与1949年前的情况、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情况有着性质上的种种不同。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不同社会/时代的、不同分层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中的“下层”或“底层”，视作为普遍的意义相同的存在与问题来看待和分析，那在某些层面上，很可能会遗漏或模糊了真正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较之一般的、相对中性的“下层”概念，我们对“底层”概念的使用应该有更明确的意义界定和问题指向，譬如，由社会分层制度而被隔离的、被规定的“无望的下层”、“被贱民化的下层”。据此，当我们今天关注中国的“下层”、“底层”问题时，我们的讨论或许需要从中国的“社会下层如何被底层化”的问题开始。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制度性身份歧视、社会关闭（上升流动渠道被堵）的问题。当然，我们还需要追究制度及其理念被空置的问题，这涉及到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社会公平原则和社会保障制度空洞化的问题，以及贫困层陷于无业、无望，生活秩序遭破坏，城市贫民区被边缘化、再度贫民窟化，社会支持/社会管理系统弱化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 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许多，例如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记忆”的问题。在国家主义尚没有得到清理的今天，笔者不希望这本书的意义被过度阐释、甚至被曲解。我们可以说中国曾经有过底层的政治翻身和阶层间的相对平等，但那是以另一些阶层沦为政治贱民为前提的，同时社会也没能避免另一种特权等级系统的形成。我们也可以认为我们的城市里（包括贫民区）曾有过安宁和谐的生活秩序，但我们应该知道，那是政府强制推行身份制的结果，那代价是数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公民的社会流动权利（包括迁徙的自由和改变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自由）的被剥夺、被限制。 本书中的叙述者——棚户区的老居民群体，很快就将消逝于城市的历史中了，连同他们的社区一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搬到城市的各种老工房或外城区的新建安置房中。他们终于要告别棚户区，告别过去的生活了。但他们的生活还将继续，他们的困厄依然是城市的问题、我们社会的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批下层新移民正从全国各地的农村进入城市，他们不能自搭棚户——今天的城市不会有无主地或荒地供外来人栖身了。无钱购房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们，除了在工地、工厂宿舍或菜市场里搭铺寄宿外，大多租住在棚户区或城乡结合部的廉价住房里。那些地方正在成为新的城市贫民区。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生活，已经是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我们的这项调查并没有将他们纳入其中，但我希望，我们的这一个“他们的叙述”的文本，能有助于大家对另一个“他们”的群体及其生活的了解和理解。 （本文为《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一书序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