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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旧上海其实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华界、外国租界（法租界和英美共同租界，广义的还包括越界筑路地段和虹口地区日本人居留地等），还有城市周边的棚户区。而在许多人的上海记忆中，棚户区是不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棚户区的居民自己，也会把进城叫作“到上海去”。1949年后，虽然随着行政区划的重组和城市工业区、住宅区的外扩，上海的城市地图和城市概念不断变化，但一般社会的棚户区相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棚户区被侮称为上海的“下只角”（以此相对照的是旧租界高档住宅区和繁华地段的“上只角”）。作为设施落后、拥挤肮脏的贫民住宅区，它是城市羞于示人的角落。 在这同时，棚户区的居民，被社会地、历史地建构为一个特殊的族群。对这个族群的社会性歧视曾长久蔓延于这座城市。棚户区居民几乎成为贫穷、粗鲁、“档次低”等等的同义词。这种歧视甚至超出了一般的阶级/阶层歧视：住宅地段、祖籍地以及家乡口音，成了族群身份的识别标志，这种族群身份多少构成了社会交往及通婚的障碍。 这样一种棚户区相，在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中有直白或隐晦的描述。它既可能是描写旧上海贫困与罪恶的空间元素，也可能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社会不公或平民艰难的典型题材。当然，在大多数有关“大上海”的文字描述或视觉表象中，棚户区会被当作非城市、非上海的区域而被忽略、被屏蔽。 第三种文本：“我的底层” 九十年代开始，有关“底层”的叙述在中国文化知识界重新复活，近年来更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在相关的议论中，笔者注意到，区别于一般社会学者所使用的“社会下层”概念，“底层”话题的叙述者们正致力于通过“底层”概念寻回在“阶层”概念中可能纷失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含义。这显示了知识分子试图从“底层”的意义世界中寻找思想资源的努力、甚或也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对社会深处革命力量的想象和向往。 与此同时，“底层的表述”作为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天涯》杂志2004年第2期和其后的几期专门推出了题为“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的专题）。如何接近、了解真实的底层世界？人们开始探讨其途径的可能。但是，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了“在现代社会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底层’始终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底层难于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因为在知识分子看来，底层既没有表达的能力和权力，也缺乏自主性的话语和清晰的思想。可另一方面，不少讨论者依然坚持“底层的表述”或“表述底层”的必需和可能。 带着价值的关怀和实际困惑，一些学者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叙述，以底层社会一员的身份、或以底层生活曾经的亲历者的身份。在这样一些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别于上述第一种文本的棚户区：那里没有空泛的政治激情，虽然工人们有对生活的知足和对党的感恩，但叙述者们道破了那所谓的平等其实只是一种幻觉。棚户区居民所以能安于物质艰苦的非城市的生活状况，多少是阶层隔离（城市生活区隔）以及他们习惯于以另一种“底层”——乡村农民为参照的结果。 在这些文本中我们还能读到另一种全然不同于上述第二种文本的棚户区：在叙述者们对“我的底层”的记忆中，棚户区的居民不仅对国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忠诚，那里的人们还恪守着传统的道德信条，淳朴善良而又疾恶如仇，邻里间洋溢着浓浓的亲情，社区有“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安全…… 在这样一种叙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对底层的天然情感，以及试图改变底层被表述、被扭曲的命运的尝试。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叙述者与实际的底层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距离。这种距离既存在于他们主观上的“底层认同”与他们实际生活中“非底层的社会地位”之间，也存在于历史想象与现实之间。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叙述者对今天现实中的棚户区和底层人表现出了深深的隔膜和失望。 第四种文本： 共同建构“他们的叙述” 底层的表达如何可能？有的学者倡导将教育送入民间，培植下层民众的叙述能力。也有的学者身体力行，致力于民间叙述的记录。还有不少史学工作者致力于以口述史的形式将民间的记忆传递到公共话语空间和知识领域，就像汤普逊所认为的那样，“口述史正是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建构自己的未来。”（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当然，对于执着于“纯粹的”底层话语的人来说，问题依然存在：到底哪些才是底层自己的话语，“底层的真正的思想”是否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