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向学的长篇小说《落尘》（花城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故事简洁，叙述也有些传统老实；但小说却生动塑造了一位饱满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桂西北农民二傻，而且二傻不傻。
    小说落笔迷蒙苍茫的桂西北乡村，在时代的一次次巨变中，一代代坚忍乐生的乡民如遍地野草般蓬勃生长，世间的许多苦难是无法预知与描述的，但人的精神可以超越一切，一如二傻。二傻年幼时父亲被毙，娘出走，吃百家饭长大的他又遭逢聋哑妻子春杏难产而死，他艰辛顽强地独自养大女儿，虽笨拙地走过了一个个人生的拐角，但卑微的二傻却以自己的实诚和个性，把一个尘埃草芥般的生命活出了一种执著而平实、悲凉而欢欣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千千万万二傻的一生。孙向学为二傻立传，何尝不是为中国南方的农民立传，并以此建构自己的现代乡土中国的南方文学版图，显示了作者关注当下现实的文学自觉，并以有情有义的写作，显示自己坦诚郑重的文学态度和艺术野心。
    孙向学以30年不懈的文学追求，以其四部长篇小说，一批中短篇成就了自己的文学版图。我关注这位生于南宁，长于广西凌云，工作在深圳的作家多年，读着他在文学之旅渐行渐远、越写越好的作品，真为他的文学态度、文学进步与文学自觉而感动。这种自觉在于他的文学学习与艺术野心，他也曾学习许多文学大家虚构历史，演绎历史，如“河东河西”系列中第一部写自梳女的《仙儿堂》，到渐渐触及中国当下现实的《沧桑》《落尘》。其实，在今天，专注于当下中国现实的写作是有难度的。已经很少有作家能洞悉当下庞大繁复的中国经验了，尤其乡土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早已发生巨大变化，如何讲好当下的乡土中国的故事，已经成为写作的难度。孙向学越来越执著自己足下的土地与熟悉的生活，越来越自觉以关注乡间苦难的平民立场，去直面时代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把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份家国情怀颇具时代担当和人文担当。
    泗城及其往事，深圳及其奋斗史，这是孙向学创作的两大系列作品。从多少有些陌生感的自梳女的《仙儿堂》到大手笔书写深圳前史的《沧桑》，及其农民孤儿王二傻的命运；再回到以小见大的《落尘》，满怀悲悯为农民孤儿二傻立传。《落尘》属孙向学作品的桂西北系列，此系列作品多起源于他的泗城青少年时代，笔触也从个体经验出发，植根于悠远辽阔的少儿及青年记忆。泗城，即盛产毛尖茶的广西百色凌云县城，好茶当然生于山林迷莽、野气横生处，这与他后来生活了20年的新兴大都市深圳截然不同。如此个性的文学地理，给了日益烦于水泥森林的孙向学越来越强烈的回望意识，萦绕并重新演绎泗城十几年无拘无束、入水穿林的青春记忆，以及那山那人那狗的生存状态便蜂拥而至。
    于是，便以桂西北农民二傻的故事，来为桂西北那些如尘埃如野草生长的命运，那些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南方二傻们立传，为千千万万像二傻那样位卑如草芥般却不敢忘情忘义的农民立传。我们看到这个木讷而执著，讲感情讲道义讲诚信的农民二傻，居然为了李叔的搭救举荐，拼了命也要在困难时期把水库工地食堂弄得香口热菜、妥妥帖帖的；同样为了李叔的信任，守护修水利的工具居然被遗忘在山里三年，几成野人；此前，他的父亲生产队长二傻爹，在大饥荒时为了借粮埋死去的二傻婆，大年初二领着二傻到远村借粮而几近饿昏，后来又为了救活全村人的性命，偷盗公社的战备粮。二傻爹的有情有义，令人想起《白鹿原》中白嘉轩为全村借粮的仁义。而二傻爹被枪毙，时为公社书记的李叔既为行法，又苦于心痛饥民，而故意不追究同犯；过后，全村义无反顾抚养二傻成人，有难同当；包括乡邻们相互的关照，尤其春杏及其爹爹不动声色对二傻的照顾。其实，这份诚信情义一直就是中国的乡村伦理与生存逻辑，友情、爱情、亲情，以及对弱者同情，乃至悲悯之情；道义、正义，样样不缺，这正是传统乡土中国的乡村伦理。
    而二傻们，一个个穷困惶然却不潦倒的农民汉子，内心却有卑微而令人感动的无私与坚韧，二傻不傻，尽管他也有他的不堪，但他择善而生，因为他们靠着微茫的希望支撑着，这希望大多时是李叔，有时是暗恋的张华，以及春杏，更多时是女儿，那是二傻一个个令人心酸又心暖的人生指望，这些失败人生的微光，正如黑暗里的微光，照亮了他一个个失魂落魄的时刻，也为此他才没有倒下，也才有人生值得一过的农民的坚韧。再卑微的人物也有了脸面与微薄的尊严，这便是现代乡土中国的现实，即使深陷窘境欲哭无泪，也会向苦中求生，在哭中微笑，寻求心灵的一点点欢欣。
    为此，孙向学对笔下的人物充满理解的同情与同情的理解。他立于每个人的立场与角度叙述，于是，每个人的难处与行为都给出足够的铺垫与理由，并给予充分的理解。比如懂事的忆娘，通情达理的官太太林广播，解二傻困难却总打白条的副乡长等等，尤其从基层步步上升的官员李叔，既非贪官，也非高大上，而是一个工作和生活相当正常的官员形象。孙向学的独特在于写出李叔的不平常，包括他的顺风顺水与有情有义；而二傻与李叔也形成意味深长的互文性关系，并推动故事的发展。当李叔与他近时，二傻便绝路逢生，人生便充实喜乐；远时便呆傻守拙，也是人物个性最为出彩之时。从小二傻就在树上翘首盼望李叔下乡到村，后来吃百家饭长大当了青年伙夫，水库守望、修造铁路，再苦再累都不给李叔丢脸，以李叔为信仰成为二傻的人生指南，到中老年因妻死而独自承担养育女儿之责，把李叔藏于心里。遇贵人以改变命运，以期盼目光越拉越长为人生要义，这便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命运，无奈无语，颇具寓意。
    二傻不傻，大的命运节点，多是在微小处脱颖而出的，尤其结尾，本打算晚年投奔城里女儿的二傻，却为了给过去暗恋的知青、今日之亲家张华面子（否则难以面对面生活），答应年前离开，而且一定要坐火车回村。这个细节，可谓孙向学的神来之笔。因为火车是20多年前修铁路时，李叔答应给他们坐的，二傻为了面子，在村里也吹过大牛了，而火车始终是个虚无的希望，二傻始终抓不住它。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要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二傻以自己的质朴做到了，活着为情义而活，死也为了追上自己一点点卑微的希望。尽管悲凉，却也是精彩的细节：下车尿尿的二傻，不顾一切地扑向已经开动的列车，并不知会为此送命。二傻这情急与傻笨之举，说明了修铁路的他的确没坐过火车。于是，就有了张华难以言表、痛彻心扉的大哭，有了李叔再一次迟到的过问。生活的强大，就是如此在艺术作品中表现的；有血肉有痛感有情义的文字，令人有彻骨之寒。于是，苦难中的人性温暖与重量不期而至。
    虽然，作者在后记中自己解说小说，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致使如此精彩结尾的艺术张力匆匆收束，但孙向学却以他少有的沉静简约，收敛着自己的深情，使整部小说如大地平缓的河流，徐徐地讲述二傻的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于是，这个较为丰满的南方农民的形象，一如南中国遍地的野生植物，散发出蓬蓬勃勃的活力，并成为一种个性的表达，而各种个性的表达便汇成了一个时代不息的文学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