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创作生涯已逾四十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发展几乎同步，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几乎每一波文学潮流在她的笔下都留下了或浓或淡的印记，这使得她的作品既丰赡翔实，又博杂多彩。今年她又连续推出三部中篇小说《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和《向西，向西，向南》，并以《红豆生南国》为标题结集出版。这是她在完成富有争议的长篇小说《匿名》后的一次休整，或许也是为下一轮长途而热身。
    初读这几部新作，书页里凸现的依旧是人们熟悉的王安忆绵密从容的风格，其文笔精致老到，几入化境。她抛弃了冗长、重床叠架的欧式语句，多用平易朴实的短句，圆熟中透出朴拙，使全篇增添了几分古典白话小说的神韵气象。昔日杜甫评价庾信的诗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用在她身上也是合适的。
    王安忆这三部中篇新作将背景分别安置在上海、香港与纽约。有趣的是，写上海和香港的两篇是她去年客居纽约时完成的，而以纽约为背景的那篇则是回到上海后写就的——在此，写作的地点与故事中的诸多空间场域构成了奇特的交错与呼应。字里行间虽然不乏异国情调，但不难发现，它们聚焦的对象始终是俗世里平常人的命运，无论是《乡关处处》中到上海帮佣的月娥，《红豆生南国》里自幼为人领养、性情懦弱、长久被女性操控的男主人公“他”，还是《向西，向西，向南》中漂洋过海、辗转欧美各地的女商人陈玉洁和徐美棠，尽管各自成长的环境迥然有异，但他们并不是呼风唤雨、特立独行的英雄，也没有复杂突兀的内心生活，他们遵循着世俗生活的法则，演绎着各自不同的人生戏剧。当虚构的帷幕落下之际，他们的悲欢离合，顺遂与受挫，让人感喟唏嘘，浮想联翩。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忆的上述新作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催生出熟悉的亲切感。自创作伊始，对世俗生活的悉心描摹便构成了王安忆作品的重要一翼。她写于80年代的《流逝》《逐鹿中街》等作品，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作了精细的展示，家人、邻里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刻画得极具浮雕感，而在其代表作之一的《长恨歌》里，昔日上海小姐王琦瑶数十年的命运沉浮奏出了20世纪旧上海的一曲挽歌。虽然《长恨歌》的时间跨度有数十年，但历史背景大多以虚化泛写的方式加以处理，牢牢吸引王安忆目光的是色彩斑斓、充满烟火气息的世态人情，以及在动荡岁月中潜伏在人性深处不变的恒常性。
    而在这三部中篇新作中，王安忆延续了她熟稔的日常生活题材，并在新的时空背景中予以延展、深化，衍生出多彩多姿的变奏。《乡关处处》的上海已不复是80年代残破、老旧、步履蹒跚的泥足巨人，而是经历了一番华丽转身，脱胎换骨，重新成为亮丽耀眼的大都市。但王安忆并没有对繁华的景象多费笔墨，她叙述的重心依旧落到普通人波澜不惊的生活上。月娥常年照顾独居老人“爷爷”，两人间滋生出一种难得的默契，但它丝毫不带任何暧昧气息，而是正气十足，和善亲切：这在日益喧哗、物质主义至上的都市空间成为难得的佳话。《向西，向西，向南》中的两个女人，虽然生平遭遇不同，但在情感世界都是受挫者。她们往来于各大洲之间，但内心始终向往一个和暖温馨的家，一个休戚与共的伴侣。虽然她们衣食无忧，但命运让她们各自淌出了伤心的泪水，她们俩相濡以沫，共同经营餐馆，暂时找到了人生的寄托。
    有人或许会觉得王安忆笔下的这些人物有些扁平化，内心世界不够丰富，好似牵线木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王安忆要创造的正是这样一种田园诗，它摒弃了人物内心的深度开掘，致力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感与温情。的确，在时代的骤变中，命运一次次以猝不及防之力敲打着无辜的人们，将他们抛至各类困境乃至难以解脱的泥沼中。王安忆没有浓墨重彩地渲染他们的痛苦，而是在作品中垒起了一座阳光和煦的避难所，让他们困顿疲惫的心灵得以栖息，得以远离恐惧与不幸，寻回不可或缺的尊严，重新唤起生命的热情。正是在这儿，日常生活中恒常的人性再一次显露，它们支撑着人们度过一个个困厄的时刻，顽强地生存下去，坦然地品尝着诸多喜乐与悲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