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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年一代的下岗，是棚户区绝大部分家庭遭遇的生活困境。这里的老一代居民基本上都是原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工人。而他们的子女，无论是直接分配工作的还是下乡后回城的，职业的继承率极高（不少人是通过顶替父母进入工厂的）。在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首当其冲，很多人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如今，下岗的中年人或者自寻出路找活干，或者就干脆吃低保、吃父母的退休金。这种状况是许多棚户区居民感到生活无望的最直接的原因。 （2）外来人员的大量进入构成了棚户区居民现实烦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棚户区中一些有能力在外面购房的居民走了。他们的搬迁给留在那里的居民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分化中感到的失落（“我们买不起房，走不掉啊”），还有新的外来者的进入（搬走的居民往往将房子出租给外地来沪人员）。如今，上海的棚户区里，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的比率普遍在一比一左右。新的外来者给老住户们造成了很大的不适，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秩序、自己的社区环境被打乱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这里有许多城市人并不了解的苦恼：虽然许多城市居民也在对“外地人”表示排斥或同情，但大部分城市人其实生活在与外来者相对隔离的“安全”区域，可棚户区居民无法回避。 （3）对房屋动迁的担忧，是棚户区居民对生活感到不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九十年代以来的城市更新运动，早已经触及到了棚户区，这两个调查点的居民们也经历了由盼动迁到担心动迁的过程。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接受经济补偿，他们能得到的钱买不起他们需要的住房。而如果接受现房安置，他们就必须离开城区到郊外去生活，那样的话，对中年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无法找到工作。对老年人来说，则意味着会遇到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是他们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的最起码的条件。 面对这一切，受访者们普遍流露出了他们的苦楚与困惑：他们依然有着较明显的与国家一体化的倾向，但是他们感到了不信和不安：我们一直是相信国家的啊，国家不会不管我们的吧，可是现在这个样子，叫我们怎么办？！ 四、需要讨论的问题 近几年来，关于社会贫困层的问题，社会学界和其他文化知识界都曾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和讨论。可以看到，在社会学界的“社会分层状况”研究和“贫困问题”研究中，问题的指向主要在于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机制，学者们关注的是社会分层制度中的公平原则、社会流动渠道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等。而在文化知识界的“底层”问题讨论中，问题的触角更多地涉及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以及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的关系。笔者注意到，除了源于价值维度和学科背景的种种不同外，导致大家关注点不同、话题分叉的，还有对概念的理解及使用的差异。 关于“下层”和“底层”，虽然，不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脉络里自有不同的意义，在不同的问题中也有不同的所指，似乎不必细细甄别。事实上，笔者注意到，学者们在介绍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时，各种翻译文本中也并没有形成较严格的概念对应和区分，如英文的subclass在不同的文本中被译为“底层”和“下层”的都有。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对概念所指（研究对象）及其含义作必要的推敲和说明。如果说，这两个概念都是指的具体社会中的某个阶级或阶层，那么，我们需要对这个社会的社会分层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有相应的了解，据此我们才可能确认这个社会的“下层”或“底层”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们的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问题。 所谓社会分层制度，在社会学中通常被区分为奴隶制度、种姓制度、身份制度、阶级制度等几类。这其中，阶级制度与其他各种制度的最大区别，是社会成员自由改变个人社会地位的制度上的可能，即人们不会因为种族、民族、种姓、宗教、父母身份等各种先天的因素而在制度上受到社会流动（水平的横向流动和纵向的社会地位流动）的限制。在非阶级制度的社会（如各种身份制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尤其是底层与非底层之间，个体的自由流动会受到种种制度的限制，而且不同阶层在社会领域（包括职业、交往、婚姻等）和社会文化（包括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有各种制度屏障来实施隔离。而在阶级制度的社会中，人们具有在阶级/阶层之间自由流动的可能，上层的人可能降入下层，下层的人也可能步入上层。而且不同的阶级/阶层会有文化（包括宗教）的共享，在各种社会流动渠道中（如职业、教育、军队、婚姻、政治团体等各种途径），也不存在身份歧视的制度。当然，即使在阶级制度的社会，社会分层的实际情形也会因不同的阶级文化传统，以及社会流动渠道的实际开放程度等而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