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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三位“大学问家”的论著及其研究方法的理解，只是我的一孔之间，由于我的肤浅，可能并没有真正理解到他们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精华，但对我来说，确实是获益匪浅，运用这些方法，去整理相关史料，梳理孙吴政治与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变化轨迹，并进而揭示其真相与本质。 《论孙权父子之“轻脱”──从一个侧面看孙吴政权之性质》（原刊于台北《汉学研究》2003年第一期）借鉴陈寅恪先生分析魏晋统治者阶级身份及其政权性质的方法，利用孙吴统治者生活情趣、婚姻观念、文化政策等方面的资料，结合相关政治运作的研究，认为孙吴统治者出自非儒家之寒门，其思想与政策都与儒家学说存在根深蒂固的差别和深刻的冲突。《论孙权与儒学朝臣间政治观念的分歧及其斗争》（原刊于《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五期），主要分析孙权崇尚法术和集权，与儒学朝臣的德政主张存在差别，引发了一系列的尖锐的对抗，使士大夫阶层不断遭到打击。《孙吴后期皇权的运作及其与儒学士大夫之间的冲突──以孙皓强化皇权及其与士大夫的斗争为中心》，比较细致地分析孙权之后孙吴政局的变化过程，以为孙亮、孙休时期，出现了所谓的宗室政治与倖臣政治，成为特定时期皇权的变态形式；孙皓上台后，逐步恢复起皇权专制的局面，效仿乃祖孙权的做法，对儒学士大夫进行了残酷的打击，造成了人心的疏离与背弃。以下有关孙权“报聘辽东”问题、吕壹案与校事制度问题、孙权立嗣问题等，皆为具体事件的考述，通过这些对孙吴历史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的深入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充实对孙吴政权特质的把握。此外，有关张昭、顾雍、陆逊、诸葛瑾与诸葛恪父子、步骘及吴夫人、全公主等人物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了解诸人命运的浮沉及相关历史真相，而且可以比较生动形象地认识孙吴政权的本质特征。 综上，就孙吴政治而言，富春孙氏之阶级出身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似，皆为非儒家之寒门，孙权施政的核心是“以独任为能”，其相关政策都是直接导向集权专制的。特别是他称帝之后，对儒学士大夫代表人物多加打击，明确表示其最钦佩的政治人物是曹操，自然要效仿其政治措施。经过数十年间有计划的一系列政治打击，孙权清除了儒学朝臣中的主要代表，从而确保其身后孙氏统治的沿袭，避免出现类似曹魏中后期那样的权臣当政与王朝更迭。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权的法术思想及其实践，在某种程度甚至比曹魏还要严重和苛酷。直到孙吴之末，亡国之君孙皓仍然牢固地控制着政权，这一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就孙吴政治中不同地域士人派别的分化及其斗争问题而言，一般说来，将其划分为江东本土大族集团与江北流寓集团，二者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与斗争。其实，在实际政治运行与历史发展过程中，情况似乎要复杂一些，并非那么简单。孙吴上层可以分为三种力量，一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孙氏皇族宗室力量，这是孙氏统治者最信重的，孙权后期安排的执政者，其核心是其女全公主为代表的宗室人物；二是流寓人士；三是江东大族人物。后两类构成孙吴的士大夫群体。江东大族具有乡里社会的基础，力量较为雄厚，敢于坚守儒家德政立场，在孙吴政权“江东化”过程中，一直强烈要求孙权深化政治改革，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冲突，及至孙皓时期他们依然如此，这使得他们成为孙吴历次政治斗争中遭受打击最严重的对象。相对而言，流寓人士丧失了乡里社会，在江东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对孙吴皇权依赖性要强一些，尽管他们在“江东化”过程中与江东大族人物不断融合，但毕竟存在隔阂，孙权在军政人员配置上很注意利用他们牵制江东人物；即便他们在一些政治事件中与南人持同样的立场，孙权在处置时也注意袒护他们。 不过，对孙吴流寓人士也不可简单地或笼统地视为铁板一块，由于年辈资历、文化背景与社会阶层诸方面的差异，他们又可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既有联合，也有抵触。具体地说，一方面北人可以划分为儒学文士与武人或豪杰二类。以张昭为代表的儒学名士与年辈稍晚的周瑜、鲁肃等权谋之士，在文化品格与政治观念上存在明显不同，导致他们在孙吴建国方略上的分歧与冲突。不仅如此，即便在北人文士群体中，由于文化层次的不同，其心态也有异。如张昭为汉末名士，纯正的儒者，与江东旧族观念一致，随着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的发展，其政治态度与江东儒学大族逐步趋同，对孙权的批评十分激烈，以致其本人受辱，后来家族遭到迫害。而其他北方文士，如诸葛瑾、诸葛恪父子与步骘等人，皆出自“单家”，本为寒士，虽与江东大族保持协作的关系，但与孙权的关系始终比较密切，对其极权专制采取温和的态度，且时常充当其牵制或打压江东旧族的工具。孙权末期，先以步骘为丞相，后以诸葛恪为首辅，这与同时江东大族主要人物遭诛，大部分人被压制的情况相比，其处境的差别确实是明显的。以上对孙吴时代所谓南北政治利益集团的认识，在前贤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有所细化和深入，具体论证见于各篇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