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六年来，我比较集中地研究孙吴政治与学术文化问题，发表了十多篇专题学术论文，最近加以整理，觉得可以编辑成一部论集，以作为备忘，题曰“《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全书由十六篇专论组成，其中内容涉及孙吴上层政治运作、权力斗争和江东学术文化两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又可以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作为作者，有必要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与心得作一个反省和梳理，以便更好的与学界同仁进行交流。就研究方法和视角而言，我采用的是一种文化史观，即便研究纯粹的宫廷权力斗争，我依然注意从社会文化的角度予以观照和分析。我必须承认，首先这是受陈寅恪先生学术影响的结果。陈寅恪先生在其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讲义和《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等论文中，论及汉末孙吴时期江东地域社会的状况及其政权之性质等问题，总是从文化与阶级差异等方面加以论定。尽管从具体结论看，我似乎离经叛道，对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施政之手段及其政权之性质等方面所得结论与陈先生不同，但实际上，我确实是应用了陈先生的学术方法。记得1997年9月，田余庆先生来扬州参加中国史学家代表大会，我曾邀请先生来学校作学术讲演，在谈及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贡献时，田先生说一个学术大师的伟大，不在于其每一个学术观点的是否正确，而在于他倡导和实践的学术路径和方法的影响，比如我们今天可以在不少具体问题上与陈先生的观点商量，但实际上，我们依然在运用他的学术方法。我经常读陈先生的书，难免受其影响，也培养起自己的学术旨趣，但有时所得出的看法与崇敬的大师不尽相同，也难免有所疑虑，几年来我能坚持下来，与田先生当年的讲演不无关系。无独有偶，最近我看到葛兆光先生的一段话，颇有同感： 最近我跟一些朋友聊天，常常讲“历史学家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想象力”。最近，我看黄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我认为，黄先生很了不起，他对陈寅恪先生很多具体论断和史料应用的批评是很对的，但是反过来说，陈寅恪先生对于隋唐很多历史因果关系，是有很丰富的想象和连缀的，陈先生史料功夫很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他的想象力和大视野，他用这种想象和视野，使得那些史料有了一个框架式的历史解释，后来的人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在他的如来佛手心里，这就是大学问家。（《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笔谈，刊于《读书》2005年第10期，第122页） 兆光先生的话很值得玩味，一个后学，如果硬是在具体问题上与“大学问家”较劲，有时候是非常不明智的。我们还是要将功夫花在学习和体悟前辈大师的治学方法上。 其次，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田余庆先生的《孙吴建国的道路》和《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兼论孙吴的江东化》等论文，是陈寅恪先生之后，在孙吴政权之性质及其社会政治变迁等学术问题上所作出的最富价值的论断。依我的理解，田余庆先生对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的考证，实际上是纠正陈寅恪先生的看法的。更为重要的是，田先生揭示出孙吴立国之初，对江东儒学大族的诛戮政策及其变化过程，可谓发千古之覆，那些零散的资料，经过田先生的梳理，成为有条理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使我们可以进一步重新理解孙吴政权之性质。而他对孙吴政权“江东化”进程的细致论述，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出了当时孙吴政局变化和人事更替的不少真相，进而予以具体和深入的研究。 另外，唐长孺先生的《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等经典论文同样给我很重要的启发，这不仅在于此文直接涉及汉魏之际江东地域学术文化风尚及士风等问题，并提出了不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点，而且在于此文重视从特定的地域视角观察问题，并注意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差异及其互动关系。研究中古时期历史文化，这是一个有针对性的重要的学术方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