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学教科书》按时代先后把传统经学析分为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清代等四派。从学术角度有意识地对传统经学分派始于清代，如乾隆年间的“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四库全书总目》）的两分说。嗣后有三分说，嘉、道间龚自珍分以汉学、宋学、清学（国朝学）三派，康有为则分为汉学（西汉今文经学）、新学（汉代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宋学三派。后来又有叶德辉的四分说，即今文经学、古文经学、郑氏学、朱子学。周予同先生在注释皮锡瑞《经学历史》的序言中采纳了康有为的三分说，并对包括刘师培在内的派别划分说进行了评判，认为刘师培是“强以时代分派”。研究经学史，不可避免地要对传统经学进行派别划分，而经学史上的今古文、汉宋之争又是分派所无法避免的，仔细推敲一下上述不同的分派就可发现，它们本质上仍是依据汉、宋两分说再作进一步的细化。分清今古文、汉宋之争固然重要，但作为史的研究来说，上述分派没有一定的时间界限又显得过于模糊，所以到了刘师培、皮锡瑞的经学史研究时，几乎都采取了时段划分法，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将先秦至清代的经学分为十个时代，而刘师培则采取了折衷内涵和时代区分的四分法（如果取掉刘氏分法中的三国至隋唐这一段，与其他的分派没有大的区别）。他们的划分是否妥当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但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学史研究的进步，恐怕不能简单地以“强以时代分派”一语作结。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的第一册是历代经学史的概论（这一册当时在学界流行最为广泛），他按时代顺序、以专经的形式总结了历代经学研究的特点及成果，虽然只是论其大略，却见解精到，基本做到举要籍、明源流、辨得失、重考证，言简意赅而无轩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师培的经学史研究很少门户之见。作为近代古文经学大师，刘师培当然是站在古文经学的角度研究经学史的，如他认为《六经》之一的《乐经》因秦代焚书而失传，不得已以《孝经》、《论语》作为《六经》的补充而成为七经的事实。这显然与今文经学家认为古无《乐经》，《乐》包含在《礼》与《诗》中的见解相异趣。然而他又不以古文经学的观点自限，而是认为“大约古今说经之书，每书皆有可取处，要在以己意为折衷耳”，显示了较为开放的心态。如论汉代经学，则认为今文与古文“各有偏长”。又如清代朴学家往往否定六朝至明代的经学研究，刘师培则坦言其“新义日出”，“多自得之见”。又如他对《易》学史的研究，虽然接受了清代焦循的《易》学，但并不囿于象数与义理，诚如他在第二册的弁言中所说：“惜汉儒言象、言数，宋儒言理，均得《易》学之一端，若观其会通，其惟近儒焦氏之书。故今编此书多用焦氏之说，以刺旧说者十之二，参臆者十之三。”焦循的《易》学研究，在清代被推崇为“石破天惊”，其实，焦循在传统象数《易》学的外壳下，走的是近代数学建立公式化体系的路子，从根本上说他并没有跳出象数《易》学，可贵的是他试图寻求一条贯通《周易》全经的新路，显示出清代乾嘉之际象数《易》学研究的变形。不过，刘师培还暗取了南宋学者叶适的《易》学思想。如他在所言《易》学与伦理学的关系时，所引内容全系抄录叶适所著的《上下经总论》一篇。该篇总论六十四卦中五十二卦的意义，并颇为自负地说：“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应事，致治消患之正条目也。”也正是在叶适、焦循《易》学的启迪下，刘师培采纳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并贯穿于他的经学史研究。如他在探讨《易》学与哲学的关系时说：“斯宾塞耳《群学肄言》曰：'一群之中，有一事之效实，即一事之储能方其效实。储能以消，而是效实者又为后日之储能。'其理甚精。”又认为：“《易经》一书言进化而不言退化，彰彰明矣。”在论及《易》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时指出：《序卦传》专言“社会进化之秩序，于野蛮进于文明之状态，言之最精”。此外如论及《易》学与政治学、伦理学、文字学、数学、科学的关系时，也无不显示出刘师培企图借鉴西方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经学史的研究。这既是他诠释儒家经典当代价值的认真尝试，也是他以独特的方式延续了传统经学作为政治学说的生命，同时也预示了传统经学在近代正走向它的终点。 正因为刘师培的经学史研究有以上一些不同以往的显著特色，所以《经学教科书》虽仅有篇幅不大的两册，而且以教材形式来写作也约束了他在某些方面作进一步发挥，却与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在近代同享盛名，一直为后来研究中国经学史的学者所重视。如五十年前，周予同先生在《经学历史》再版后记中就指出说：“将皮、刘两书加以对比阅读，或者对于了解经学史有些方便。” (责任编辑：admin) |